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分析中国政治的新的视角。这一新的视角可称为“三层”分析，与时下流行的“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层”分析相对而言。所谓“三层”，即“上层”（中央政府）、“中层”（地方政府和新兴资本大户）和“下层”（广大挣工资谋生的老百姓）。这一划分，也可算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一人”（one） 、“少数” （few） 和“多数” （many） 三分法的现代版。以唐代柳宗元“封建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于“皇帝”、“地方官员和大户”与广大小农三者的关系，颇多精辟考虑。柳宗元已认识到，皇帝只有联系和依靠广大小农，才能制止地方大户的离心倾向。但是，由于皇帝本身完全不受农民的“民主监督”，又害怕农民造反，故皇帝与农民的联盟总是不彻底的。只有现代民主制度，才初步建立了“上”、“中”、“下”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追述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的“混合宪法”思想，展示“三层”分析法的历史来源；第二部分分析卢梭对古代“混合宪法”理论的现代转变，从而将“三层”分析法置于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三部分将讨论西方和中国的若干实例，说明“三层”分析法的应用。

　　一、“混合宪法”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

　　研究政体的“三分法”，可追朔到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宪法”或“混合政体”理论。所谓“混合” （mixed） ，就是将君主 （monarchy） 、贵族 （aristocracy） 和民主 （democracy） 的成份混合在一起。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三种成份可视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权力，而“民主和贵族制的真正区别在于贫困和财富……当穷人统治时，就是民主”。 [1]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认为纯民主的政体是最不理想的，但他们不反对在“混合政体”中给“民主”成份一席之地，以此缓和“多数人”的敌意。综合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智慧，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 （Cicero） 点明了“混合政体”的精髓：融汇“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于一炉，但“对人民自由的让步必须以保持贵族意志能够实现为限”。 [2]

　　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宪法” [3] 理论，旨在寻求“一个人的统治”（王权或君主制）、“少数人的统治”（贵族制）和“多数人的统治”的最佳平衡。他可谓开创了对政体的“三分法”研究，并将“贵族”与“民主”的阶级构成点明。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基本上是静态的分类法 ， 缺乏对于政体演变的动态考查。 [4]

　　比他稍后的、从希腊被流放到罗马的史学家 Polybius（ 公元前 200 年至 118 年 ） ，进一步阐述了“王权”、“贵族”和“民主”三者循环往复的“规律”。 Polybius 指出“王权” （kingship） 一开始时由有才能的领袖建立，但其继承人往往容易腐败，致使“王权”退化为“专制” （tyranny） ；于是，贵族挑头，带领民众推翻“专制”，建立“少数人的统治”即“贵族制”；然而，贵族的后代玩世不恭，致使“贵族制” （aristocracy） 退化为“寡头制”（oligarchy） .这就引发平民奋起推翻“贵族制”，建立“民主制”。但是，“民主制”下的群众渐渐互不尊重，“无政府状态”逐步出现，最终被恢复秩序的“王权”取代。新一轮的“王权－贵族－民主”的循环往复 （cycle） 开始了。 [5]

　　有鉴于此， Polybius 强调“最好”、“最稳定”的政体应结合“王权”、“贵族”和“民主”三种成份，他举出为斯巴达立法的 Lycurgus （公元前 9 世纪），作为深谙“混合宪法”之道的代表。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主要负责对外战争； 28 名 60 岁以上的“德高望重”的贵族组成“ Gerousia ”（委员会）， 监督国王；而全体男性公民则组成“公民大会” （assembly） ，选举官员。但与雅典不同，普通的斯巴达“公民大会”成员无发言权，只有听取贵族发言的权利。 [6] 这种兼顾各方的“混合宪法”，给了斯巴达 800 年的稳定。而雅典因梭伦改革对贵族打击过大，很快梭伦 （Solon） 就被迫离职了。 [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马基亚维利（ Machiavelli， 1469 － 1527 ），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和 Polybius 的“混合宪法”理论。马基亚维利在其《李维史论》第一篇中，首先重述了 Polybius 关于斯巴达“混合宪法”成功的观点，但紧接着，马基亚维利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若没有 Lycurgus 那样的精通“混合宪法”的“立法者”，怎么办？

　　马氏的回答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导致平民中选出十名护民官 （tribune） ，使平民的利益有所表达，故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所产生的平衡客观上形成了“混合宪法”，毋需 Lucurgus 那样的“立法者”的设计。 [8]

　　他进一步以罗马农业法为例，说明该法的两大内容（即设立土地拥有上限和把战争获得的新土地平分给平民）是贵族所不满的，但却具有延长罗马共和国寿命的功能。 [9]

　　这样，马基亚维利将“混合宪法”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混合”，不再是“立法者”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冲突的相机产物。“混合宪法”的妙处，主要不在于“王权”，“贵族”和“民主”三要素的静态平衡，而在于采取“混合宪法”的“共和”政体更有灵活应变能力，更能驾驭无常命运 （fortune） .在马氏那里，“共和政体” （republic） 是“混合宪法”的同义词，它比单一的“君主制 （principality） 更富于生命力。尽管人们常常因马氏另一名著《君主论》而认为他主张”君主制“，但他自己说得明白：”新君主“创建国家后，维持这个新国家和自身光荣的最好方式即是建立共和制，[10] 因”君主“、”贵族“和”民主“三要素在”共和制“下可以因环境变化而灵活形成不同的配合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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