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威风

　　凯雷投资集团日前公布以2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旗下的美国政府及全球商务业务。博思艾伦是一家治理咨询、工程、信息技术、系统开发及集成服务供给商，为美国政府的重要项目提供支持，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林，年度净收入超过27亿美元。此次交易预计于2008年年底前完成，以待股东及监管机构的审批及其他非凡成交条件的达成，从此博思艾伦公司更名为博斯公司 (Booz%26amp;Company)。据悉，该交易是自去年夏天美国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大宗的收购之一。

　　博斯公司新近上任的CEO柏思谧(ShumeetBanerji)先生于2008年7月15日访问北京，这也是博斯公司自成立以来CEO首度造访中国。

　　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博思艾伦公司对旗下业务进行拆分，请问此次拆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会不会对博斯公司的中国业务造成影响？

　　柏思谧：博思艾伦公司已经拥有94年的历史，公司主要的业务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给美国政府做咨询，另外一部分是全球商业咨询。在过去几年，我们对公司战略进行了回顾，认为将这两部分业务分开将会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一方面，将给美国政府咨询业务出售给凯雷，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政府咨询客户，也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政府咨询模型；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在全球商业咨询业务上投入更多，分析客户的需求并且满足他们的需要。

　　对于中国业务而言，完全不会受到此次分拆的影响，因为我们出售的仅仅是针对美国政府的咨询业务，我们在全世界的咨询客户包括对各国政府的咨询业务都仍将继续。中国业务对于博斯公司的全球商业咨询业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制定自己公司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将会增加对中国的关注，加大在中国的发展力度。

　　经济观察报：刚才你提到会加大在中国工作的力度，请问是否会有具体的战略目标和计划？

　　柏思谧：事实上，博斯业务的拆分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因为博斯从此将会更加关注全球商业咨询业务，而且在此之前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美国政府咨询业务，两块业务加在一起，发展目的和做事方式会有所牵制，很多时候做的决策并不一定对发展中国业务是最优化的。分拆之后，能够完全针对商业咨询这一块，以全球的视野和眼光来进行治理咨询。

　　从长远来说，现在新兴的四国，也就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将会成为博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点，这是我们最新制定的战略方针。因此，这次分拆对于博斯公司的中国业务的影响，将会是完全正面的。

　　说到具体的战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根据客户的目标，协助客户取得成功。在此目标下，我们会帮助客户构建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我们的竞争优势。我们的战略和能力是非常紧密地挂钩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商业环境在快速地向良性方向发展，我们的客户包括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等，我们正在协助他们构建他们所需要的能力。

　　在未来五年之内，我们希望博斯公司40%的利润会来自于欧美之外的国家，当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业务，将会是最重要的利润来源。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博斯公司在过去94年的历史中，给商业治理界贡献的最重要的治理思想是什么？在将这些治理思想带入中国的时候，会不会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

　　柏思谧：博斯公司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治理咨询的工具和概念，也创立了许多对全球商业、治理等领域带来巨大贡献的学术理论，如“产品生命周期”、供给链治理、组织DNA等等。最近我们在中国推行的企业软实力的思想，对于中国的企业发展帮助也非常大。

　　另外，我们也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上世纪90年代，博思艾伦公司曾经进行过一次重大的组织变革，将全球的业务分为两个部分：全球商业业务 (WorldwideCommercialBusiness，WCB)以及全球技术业务(Worldwide Technology Business，WTB)。全球技术业务部，它事实上是专门服务于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卫生保健、养老保险、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以及碳排放等等。

　　在将这些治理思想带入中国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到，首先商业治理思想是有一个全球通用的基础的，尤其在方法论上。我们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非常成形的思想，能够直接运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以一个新的视角看世界。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凡的个体——当然，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非凡的个体呢？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而言，它的规模是巨大的，它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并且拥有自己非凡的发展规律和轨迹。这一点在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它的非凡性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有效的咨询，必然是把全球化的思想和本土化的理解二者相结合，才能带来最实际的价值。

　　我对于博斯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位置感觉非常满足，因为对于咨询公司而言，它的价值不是靠规模来衡量，而是靠品质来衡量的。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客户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帮助客户成功，并同时构建我们自己的竞争力，因此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发展我们在治理思想上的领导力。

　　经济观察报：美国次贷危机现在还在继续，还不断地有金融公司陷入困境的消息传来。你认为这一场危机还会延续多久？它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多大的伤害？在它的影响下，加上美元疲软、人民币升值、全球通货膨胀，会给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带来致命的危机吗？对于岌岌可危的中国制造业，你有什么建议吗？

　　柏思谧：次贷危机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对于银行业金融业而言。现在仍在继续，没有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结束，次贷的问题在美国已经浮现出来，接下来还有可能在欧洲出现，或许就在一个或者两个季度之后。次贷危机的影响当然不会仅限于金融业，它对整个信用体系都造成了打击。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最大的影响方面则是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而造成的消费力的减低。这一点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

　　现在，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内需市场的规模和力量，能否支撑中国经济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光？目前整体的全球经济状况的确不容乐观，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说，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建立在低成本上的制造业优势，很有可能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生产成本的增加而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越南。

　　中国的企业在过去做出了许多尝试，而且许多行业的管制也在慢慢放开，这些都是有助于帮助提高中国制造企业竞争力的好的因素。中国制造业需要尝试如何走上一个台阶，不能够再依靠低成本来带动发展，不能再依靠为其他品牌进行贴牌生产来获取利润，而是要依靠创新、创建自己的品牌再加上低廉的价格来进行竞争。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出现如一些专家所担心的“奥运后危机”吗？

　　柏思谧：我并不觉得奥运会与国家经济之间有什么显著的关联，我的确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出现某些程度的放缓，但是这种放缓不会是因为奥运会的召开，而是因为全球经济大势。但是从大的发展方向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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