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本来上大学是求学、求知、求真为目标的，曾几何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投资行为，人们不得不斤斤计较地计算投入、产出是否合算。　　

　　傅国涌　　

　　摘录　　

　　这些年来，目睹 耳闻大量的有关大学、大学生、大学生就业等活生生的事例，我们经常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似乎有一种人力无法扭转的力量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往一个不可猜测的方向而去。媒体上批评高等教育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批评都很尖锐、很大胆，问题却似乎越来越多，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对于千千万万普通家庭而言，读大学竟然成了一个理性考量的投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无比悲哀的事。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对读书是怀有敬畏之心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底层民众假如指望自己的子孙改变父辈的命运，首先想到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让他们上学，通过读书去实现梦想，改变社会身份，科举制度有很多缺憾，但是，在长达1300年的漫长历史中，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贫寒子弟只要天赋聪颖，刻苦上进，是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读书改变命运，或者说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观念长期以来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最终被废止以后，这一观念本身也没有被撼动。　　

　　中国人对于送孩子上学向来是不惜代价、最舍得花钱的，这是正常的。如今，送孩子读大学要进行精心的经济计算，教育成为投资行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当大学的学费在20年间上涨了25倍时，当大学还在纷纷叫苦经费不够时，当大学如同企业一样不断“扩大再生产”时，我们的大学已渐渐远离了大学创立的原初目标，不再是传播真知、捍卫理想的中心，而是变质为一种准经济产业，首先在意的是规模，是数字，是赢亏，是得失。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之下，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把读大学当作投资行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这一倾向出现之后，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从媒体到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围绕着包括“读大学何以成了投资行为”等问题，假如能够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处于不同地位，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之间，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在大学和公民之间，进行一系列理性的、充分的对话、交流和辩论，这对于最终扭转一种不正常的趋势，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尽管这样想或许有点奢侈，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必要的。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出现问题，而是问题出现之后，如何面对，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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