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儿简思

　　1864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向所有下属们发布了一道饬令，要求海关的所有外籍员工“把注重力放在学习中文上”， “人人都学会中文”。

　　于是，在这个由洋人把持的海关中，中文能力成为升迁考核的重要依据。赫德规定，所有税务司、副税务司，或某一口岸的负责官员，只能由把握中文的内班洋员升任。当时海关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税务司的年薪高达9000两白银，副税务司的年薪也达到3600两。而一品大学士（所谓的宰相）的年薪才360两，即使加上双俸和养廉银（比俸银略高），也难以与海关的待遇相比。胡萝卜当前，这班大清国的洋打工仔莫不奋勇学习中文。

　　胡萝卜之外，赫德还放了根大棒：帮办上任后，3年内必须通晓中文口语，5年内必须通晓书面文字，否则一律除名。而帮办中最低一级的薪俸就等于知府的待遇了。

　　赫德还规定，如不能通晓中文口语及文字，内班洋员一律不能领取恩俸，外班洋员不能担任总巡、验货等重要岗位。当时，海关的恩俸也相当有吸引力，洋员工工作满一定年限（内班7年、外班10年），即可获得恩俸1年；此外，只要工作满3年，则每年的正月都可以多领一个月的薪水。

　　赫德认为：“在任何政府下的雇员都应该会讲该国家的语言。”只有把握中文，海关才可能“博得中国官员的称赞”，才能“对于中国的国民性可以作出比较正确的估价，对于他们在中国政府所处地位以及为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可以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

　　晚清时，不仅仅政府机关里的“洋干部”们为了升官要努力学习中文，在华外企的外籍员工也发现，假如过不了中文这道语言关，要想在中国淘金相当困难，甚至会饭碗不保。

　　当赫德在海关内大力推行中文考核时，英国驻华领事机构则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提出英国商人们应学习中国语言，才能开拓中国市场，尤其是应对狡猾的中国买办们的“盘剥”。领事报告认为，中文“对于时势的需要和职位升迁都是要害”。

　　在当时遍及口岸城市的外商中，几家闻名的跨国公司都将中文能力视为衡量外籍员工素质的重要指标。

　　旗昌洋行的大班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要求美国总部，应告诫那些想到中国发展的年轻人，先自费去学习中文。该公司在选拔揽载业务的职员时，“同中国人谈话”的能力是十分要害的考量因素。

　　怡和洋行的大班约翰生（F.B. Johnson）则认为，外商们在中国市场进行激烈竞争，不学习中文就难以胜出。他在写给同事的信中说：“在学会中国话之前，外国人也许没有能力应付困难。留意一下洋行的未来，我相信，那些要追随我们的人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将在不小程度上依靠他们对本地语言的把握。”

　　另一家外资企业太古洋行，在中国的业务也做得风生水起，多依靠于其负责处理中国业务的船务负责人晏尔吉（Henry B. Endicott）,而晏尔吉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能说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与中国商界建立友好关系。

　　进入民国后，英商总会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别于上海和香港开设了中文学校，对会员们进行中文培训。而在二战期间，一些外商更积极主动地将员工送入中文学校，并对通过考试者发放奖金，派遣他们到中国内地直接开展业务。

　　对中文的重视，令洋人们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都得以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中游刃有余。

　　赫德领导下的大清海关，“洋干部”们对自我进行了相当有效的“中国化”。在海关开办大清邮政、要确定邮票上的面值货币单位时，那些“不合乎中国语言习惯”的“仙”或“先是”等基于音译的名称被坚定否决，改而采用地道的中国名词“分”和“角”。而反讽的是，至今在海外华人社区，“仙”这样怪异的中文货币单位，还常被运用。

　　大量的熟练把握中文的员工，令在华的外企洋行如虎添翼。晚清闻名商人、琼记洋行的买办唐隆茂辞职后，到汉口经商，还经常给琼记提供行情。他的报告一律用中文书写，而琼记则在上海由精通中文的外籍员工德臣（G.B Dixwell）负责翻译。

　　当我从档案资料中看到唐隆茂那些地道的中文信，行草书写，无标点，且充斥了文言词汇。这份当时乃至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句读”的信，一个洋行的外籍员工居然能及时翻译，这背后的推动力以及日积月累之努力，或许不是简单地概括得了的。资本要走向世界，除了大声嚷嚷的口号之外，背后更多的或许就是这些艰巨细致的努力？

　　（作者为澳大利亚华裔女学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