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作为一个反馈信号，起着协调行为和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生物体通过自身行为将资源配置于其最需要、也就是能够产生最大效用的领域。随着需要的满足，反馈信号的强度将不断衰减，从而促使生物体调整资源配置格局。如果这一调节以正反馈的方式进行，则配置的资源越多、反馈信号越强、该领域所需的资源也越多。显然，这样的生物体最终将因资源配置的失衡而陷于崩溃，不具备遗传进化优势。
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边界在于，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和进化论的任务，而经济学的任务则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与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也就是说，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主义”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机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在给定这一“偏好”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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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还需要纠正某些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经济学只研究那些与金钱或商业活动有关的人类行为。其实不然。正?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所说的，“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论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市场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12] 事实上，就是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切都说明了，在经济学中，“效用”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和“钱迷心窍”的人。作为一种手段，人们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有在服从更本源、更基本、从而也是更高级的“效用”和“目标”时，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理解的“效用”称为“广义效用”或“广义效用范式”。
在“广义效用范式”中，人类所有的目的性行为都可以看作一个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偏好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效用是指：行为主体在实现自身需要的任一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或生理上的满足状态。如果我们以U表示行为主体获得的效用总水平，以H1，H2，…，Hn表示行为主体实现自身需要而采取的n种行为，则广义效用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U = u（H1，H2，…，Hn） （1）
式中作为自变量的行为集Hi可包括各种形式的目的性行为，比如经济行为、道德行为、情感行为、审美行为、甚至宗教行为和信仰行为，等等。如果一个人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 P2, …，Pn，则其资源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
P1H1 + P2H2 + … + PnHn = I （2）
可以证明，只要式（1）符合du/dHi＞0、d2u /dhi2 ＜0，即总效用的增加速率是递减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 / P1 = MU2 / P2 =···= MUn / Pn=λ （3）
式中MUi = du/dHi，即H i的边际效用；P i为i种行为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 = 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以及以“纯粹利他”为主要特征的人类道德行为作出经济学的分析：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人类行为将依据一定的偏好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H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行为，H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行为，则当MU1 / P1＞λ时，人们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而当MU2 / P2 ＞λ时，人们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特别地，当MU2 / P2 ＞λ且MU2 / P2＞MU1 / P1时，人们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人们的偏好取决于该偏好的“效用—成本”比，即MUi/Pi 。
举例来说，如果H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行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MU2 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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