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否认亚洲“四小龙”都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背景，但是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成功的根本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大陆、越南和朝鲜没有与“四小龙”同期崛起呢？

　　因此，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根本因素，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抛开亚洲“四小龙”成功的非文化因素不谈，即使我们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也不难发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道，恰恰是对中国式管理的颠覆。

　　拼贴文化与香港的繁荣

　　与其说香港的繁荣是得益于儒家文化，不如说更得益于其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港的独特地位，以及其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西化。

　　从文化角度来看香港，事实上是颇为复杂的。从早期的殖民文化到晚近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对香港文化的定位历来都是一个难题。香港文化纷繁复杂，从本土的华南文化，到外来的菲律宾文化、英美文化、日本文化、台湾及韩国文化，各种文化在香港交融汇合。但大体上看，香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香港在其发展历史上，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由于所处的是一种混杂和边缘的处境，使得香港的文化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融合。事实上，香港的多元文化是一种拼贴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在香港文化中并没有很深的根基，而西方文化也未能成为香港文化的真正基础。由于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使得新一代的香港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陌生，而对西方文化同样难以深入洞悉。香港人历来重洋文、轻中文，重洋人、轻华人、重物质、轻精神，在西化的同时，香港人对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都相当破碎。

　　不中不西的文化，使香港成为一个典型的功利社会。香港既没有充分吸收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伦理价值，也没有真正接受西方的新教精神。香港尽管实现了繁荣和民主，但更多的是靠西方的法治，这种缺乏精神根基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似乎融贯中西的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原因。

　　因此，香港的繁荣是建立在中西混杂的拼贴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不中不西的文化，使香港文化很难定位。我们只能说，香港文化是一种混沌文化。尽管没有真正实现中西融合，但香港文化毕竟在拼贴的过程中，达到了其功利目的。香港文化的拼贴性尽管充满残缺，但却至少证明了香港繁荣的文化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

　　香港繁荣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不如说是西方管理。香港企业较早引进了西方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全方位的西方管理制度以及职业经理人制度。尽管李嘉诚等香港商人都具有儒家文化的底蕴，但他们之所以成功，却更多的是得益于西方管理。

　　而且，香港企业对西方管理的学习，并非仅止于技术层面，而是连同西方管理哲学一同引进。比如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业的治理通常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而香港的家族企业却能突破基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普遍采取基金托管制度，即把家族的股份托给一个专门的基金来管理，家族成员是基金的受益人，由基金经理来代替家族行使其所有者权利。

　　多元文化与台湾现代化

　　台湾的文化亦相当繁杂。依族群来台时间，台湾文化大致可分为：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文化、南洋移民文化。依时代背景，台湾文化大致可分为：史前文化、荷兰殖民文化、明清闽南移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大陆移民文化。

　　值得强调的是，台湾在推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方面要好于香港、甚至好于中国大陆。在教学体系中，台湾高中的国文课本65%以上都是文言文。高中生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不少是《四书》的内容，以《论语》、《孟子》为主，《大学》、《中庸》为辅。在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传统的东西也很多。

　　但是，这并不表明儒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唯一根基。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台湾更多地受到了欧美文化的影响。台湾企业管理尽管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基本上是以西方管理体系包括日本管理制度为主。事实上，由于台湾是典型的移民文化，因此，台湾人对外部文化普遍持开放的态度。

　　事实上

 

，台湾人现代意识的产生早于中国大陆各省。早在1885年至1891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就实施了“振兴殖产，招徕工商，以为富强之针”的政策。

　　1895年，由于马关条约，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尽管日本的统治打断了台湾人民的自觉现代化进程，但由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在随后50年的日本统治期间，台湾的现代意识并没有被完全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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