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商业时代》2008年第2期封面文章：新家庭主义运动(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李永胜 张思 迟冰 曾航

　　岁末，跳槽潮汹涌而至。雇员所看中的已经不只是升职加薪，而是要在工作之外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享受亲情与家庭生活。和上个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一样，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让家庭观念重新回归——“新家庭主义”正在入侵。

　　对于公司而言，“商业就是做生意”已经被现实所彻底抛弃，在劳资双方的商业契约之外，“新家庭主义”要求企业承担更多责任，这对于那些从不担心缺乏劳动力的老板而言，显然是一个新课题。但在敏锐的企业家眼里，这场运动已经开始。

　　你还在为给员工发一笔可观的年终奖而精打细算吗？你还认为给员工在公司过个生日就算很有人情味吗？你还为在请员工家属到公司来吃一顿年终团圆饭而骄傲吗？你还因为给员工上“三险一金”就认为自己在同行中很有竞争力吗？你还期望为每年组织员工一次带薪休假和旅游而让员工感恩吗？

　　作为对员工的福利，公司能做好这些算是不错了，但这还远远不够，而且这一切都似乎稍显过时，听听员工的心思吧，也看看你的竞争对手都做了什么。

　　临近中国人传统的年关，又是公历的岁末年初，正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们忙着评估人力资源结构的时候，谁该留下，谁该离开，谁应该继续培养，谁又应该晋升，同时，年底也是各个人力资源、民间机构评选最佳雇主的时候。

　　尽管近年来就业压力逐步增大，但那些追求高品质人生的雇员们开始奉行一种“新家庭主义”。在很多大型企业和有着敏锐经营意识的浙江沿海一带的私营企业里，一种关于“新家庭主义”的治理思想也在如暗流般蔓延。上海本原企业咨询研究所所长、闻名实战治理咨询专家沈玉龙教授接到最多的就是来自这些企业和大型企业老板与人力资源总监的授课邀请，商讨如何应对雇员们越来越苛刻的要求。这对从来没有对缺少人才而发愁的老板们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所谓“新家庭主义”，直到今天，无论是社会学家、治理学家、经济学家乃至人力资源专家，还是企业的老板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们能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雇员们的工作价值观和家庭观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因素，开始考虑是否要继续签署和原公司的劳动合约，是否还有必要为多一两千元的薪水而从北京的东五环奔波到西五环的公司上班，在他们眼里，这种长途奔袭是让人心力交瘁、投资回报率不高的一项苦差使了。

　　在“个人主义”普遍受到推崇的今天，更多人则盯上了各大机构所评选出来的最佳雇主——到这些公司工作，意味着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更有想象力的晋升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这些高级白领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履行家庭责任，享受亲情和生活。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作为企业，是到了需要重新考虑企业员工背后的家庭在企业中的重新定位了。

　　典型性冲突

　　在假日改革之后的第一个短暂假期——元旦，在北京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小王携妻女回到江苏镇江老家回家探亲。虽然离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已经为时不远，但还是决定回到家里和父母团聚。因为自从结婚之后，小两口工作都太忙，他已经有两年没回老家了。他的计划是，由于春节放假时间太短，单位也在忙一个工程，自己的小家庭就在北京过春节了。本来是一个三代同堂共享天伦之乐的好事，没想到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

　　退休的父母是很豁达的人，他们也知道儿子在外不轻易，但还是数落了一番，尽管不缺吃穿，但老年人就是怕孤独，儿子两年时间才抽出一天回家看看，实在是有点不通情理。父母的这番话没想到也赢得了妻子的帮腔，嫌他照顾家庭的时间太少，做个好儿子和做个好丈夫的责任都没尽到，更是把成天加班不着家的问题一一抖落出来。

　　按照公司计划，春节过后，小王要被派到南方承担一个电信工程的项目设计经理，算是升职加薪的一件好事，但孩子刚刚一岁，妻子不能没人照顾，公司也一时派不出更为得力的人手。

　　至此，小王将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辞掉现在的工作，重新换一家工作稍微轻松的公司，更多地顾及包括孩子、妻子和父母，但这将失去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升迁机会；一个是继续坚持现在的工作状态，而对于家庭，这也许将让会让他失去更多。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冲突并不少见，类似王工程师这样不能平衡家庭和工作的人不在少数。时至年底，也正值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春节的临近，也正是中国人该阖家团圆的时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一场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家庭内部的群体性冲突正成为非个别现象，而冲突的主角也许是你四周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你。

　　高离婚率的背后

　　显然，上述家庭冲突并非个案。

　　2006年5月中国民政部发布的《二00五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从2002年以来，中国离婚率一直呈现持续走高之势。 2005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87.5万对，比上年增加十二万对。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的数据还显示，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从绝对离婚对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离婚人数增加趋势迅速。婚姻家庭指导师也俨然成为一个职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徐安琪认为，导致中国离婚人数急速攀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变革给婚姻的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其次，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婚姻质量、感情需求和爱情期望也有所上升。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给出了更为理性的解释，离婚率升高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本来爱情、家庭关系讲求的是一种奉献的公有关系，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过程中，包括婚姻在内的人际关系凸显的是一种市场条件下的交换关系，所以市场交易法则自然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公有基础。

　　他表示，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压力增大，人们期待有个安乐窝。离婚率增加并不是人们不要婚姻，而是期待更高质量的婚姻，但在市场经济交易法则的冲击下，这样高质量的、传统的家庭婚姻关系很难找到，再婚的质量一般也不会高。

　　情况远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除了配偶之外，无法做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已经影响到了孝敬父母和子女教育问题上来。

　　另外一个极端个案就发生在最近，据媒体报道，1月8日上午9时，一位80岁的失明老太太从4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原因在于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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