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占仁

　　就在中国满怀激情地预备喜迎奥运的时候，西方媒体就北京空气污染对奥运影响的质疑让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很没面子。《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称，鉴于北京令人担忧的空气质量，美国奥委会一直在考虑是否为美国运动员配备活性炭空气过滤面罩。

　　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仅仅是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的一个缩影。水体污染、北方的沙尘暴、企业用工条件恶劣导致的民工荒……最近的例子是南方的雪灾，气象专家认为，这次异常天气的形成除了和南方近期水汽过于充足有关之外，还和近年来汽车尾气排放、工业污染、生活垃圾越来越严重、对资源的无度使用和浪费有关。中国过去30年的粗放增长模式及对社会责任的忽视，所造成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代价正在触目惊心地显现出来。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这一概念引起中国企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时发现，对方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一些看似与业务很不相关的细节，例如员工的工作条件、经营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企业参与社会公益的情况等等。据报道，单单广东一地就有数家企业因为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原因，被跨国公司取消了订单或者被要求停单整顿。

　　现在回顾这些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商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如何沿着国际分工的链条迅速影响到中国企业运营的。当时西方社会正在兴起一场声讨不道德商业行为、重塑商业伦理的浪潮，其中耐克事件最具标志性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媒体披露耐克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大量雇用童工，工作条件恶劣，天天连续工作时间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情况，在欧美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消费者自发组织游行，抵制耐克的产品，甚至将耐克的广告词“Just Do It”改为“Just Stop It”。尽管耐克后来同意提供补偿，改善劳工环境，但公司形象已经严重受损。在民众的抗议浪潮中，许多西方国家企业熟悉到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的局限性，假如忽视了社会责任，不仅会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蒙上道德污点，同时也将导致价值链的不可持续，于是它们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

　　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了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一标准由于得到西方跨国公司的支持，已经在许多领域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贸易标准。而SA8000仅是众多社会责任标准中的一个。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类似的守则和标准超过400个。这些标准通常包括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等内容。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股社会责任浪潮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竞争压力。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设置的变相贸易壁垒。虽然我们可以在部分国际贸易领域中找到一些似乎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忽视了20世纪发达国家商业伦理演进的背景，因此也就曲解了国际商业规则的这一新趋势。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那些将挑战视为机遇，认真地研究和适应新游戏规则，很好地担当起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都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

　　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曾被称为“高贵者的道德义务”(noblesse oblige)，从中国的现实来看，社会责任的担负不应该只是依靠企业家高贵的道德感(尽管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它还需要政府积极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社会法治化进程，以及媒体舆论的监督等方面的合作。最近西方一些学者强调，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社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维系社会平衡方面的独特价值，但是考虑到目前在中国注册一个此类社团的困难，我们对此只能表示有限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