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NASSCOM　　

　　12月13日，从事ITO(IT服务外包)业务的文思信息技术公司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代码：VIT)，融资6502.5万美元，成为国内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文思的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爱股,行情,资讯）软件园，据《商务周刊》所知，园内另一家服务外包企业博彦科技也已进入上市预备期。“未来一两年内，园区还会有2—3家服务外包企业上市。”中关村软件园公司产业发展部经理、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秘书长朱梓齐告诉《商务周刊》。　　

　　静谧的中关村软件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郊，占地1.4平方公里，十几幢层高不过3层的建筑稀疏分列于绿化率达50、容积率不到0.5的园区内。作为园区建设、经营和治理企业的中关村软件园公司成立于2000年，至今已吸引企业180多家，并获得“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软件出口基地”资格，是北京软件行业的“窗口”。　　

　　作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中心，北京集中了数百家服务外包企业和全国服务外包70的市场，其产值占全国产业规模的近40。而北京50的服务外包规模又集中在中关村软件园，IBM外包中心、路透金融服务、印度软件外包巨头塔塔咨询(TCS)和Wipro、巴基斯坦最大的服务外包商泰克劳斯(Techlogix)等国际服务外包巨头都进驻这里，国内近两年风头正健的软通动力、博彦科技、文思，和东软等老牌服务外包企业也齐聚于此。　　

　　“服务外包这几年在园区比较火热。”朱梓齐介绍，3年前文思和软通刚进软件园的时候才数百人，“进来后每年的员工数和营业额都翻番，让我们省却了很多招商成本”。　　

　　但今年以来，追赶者让中关村软件园明显感到了压力。去年，商务部启动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先后在全国授予13个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城市(园区)，一时间，各地踊跃争当“人才中心”、“服务外包门户”等，纷纷出台相应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无锡、大连、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先后组团来中关村交流访问，来了之后就拿着软件园的企业名册挨家挨户拜访。　　

　　刚刚成立的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让朱梓齐松了一口气。“我们感觉压力非凡大，全国各地都在建基地和示范区，其他城市都又出人又出钱又出政策，就北京忙着迎奥运，还没政策出来。”朱梓齐说，“协会成立，也算北京有动作了。”　　

　　早在2005年，中关村软件园走访100多家企业后，提交了北京市第一份服务外包产业报告。2006年，商务部着手制定服务外包产业政策时，软件园也参与其中，并提出了很多建议。今年，北京市商务局找到软件园，提议在北京成立服务外包企业协会。11月29日，由中关村软件园、文思、博彦科技、软通动力、方正国际、海辉和用友等7家理事单位发起的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成立，协会在传递政策信息、开展咨询服务、培训专业人才、游说海外市场、与海外对接等方面为企业服务，成员企业现在已经增至50家。　　

　　在协会成立过程中，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商务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企业唱主角”成为各方共识，商务局按“指导不领导，支持不干预”原则将协会完全交由企业自己运作。“服务外包说到底是一件商业层面的事，政府出面太多反而不好，北京的这种企业主导模式更先进一些。”朱梓齐说。　　

　　“各地政府的热闹对产业的帮助不大，是自娱自乐。”作为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的博彦科技高级副总裁曲玲年对《商务周刊》说，“别的地方还在造势，北京已经进入务实阶段了。”曲是印度塔塔与中关村软件园和微软组建合资公司时的中方谈判代表，早年在北京市科委工作时就开始关注NASSCOM(印度软件与服务外包协会)。他的目标是要把北京服务外包协会打造成“中国的NASSCOM”，“NASSCOM实际是印度服务外包行业的一个市场销售机构，我们几年以前就觉得中国缺这样一个机构，所以我们的章程很多内容都是参考它的”。　　

　　印度之路　　

　　“说老实话，服务外包是印度人开发出来的一个机会。”服务外包行业的“老兵”曲玲年说。他所在的博彦科技最早是微软的DOS本地化服务商，后来成为HP的合作伙伴，现在是国内发展稳健的ITO和BPO服务提供商，今年拿到葛兰素史克的订单是其里程碑式的成功。　　

　　在曲玲年看来，服务外包实际就是办公室产业的转移。1980年代，随着IT技术和高速互联网的发展，服务可以基于IT实现远距离输送，1988年在天津IBM制造工厂工作的曲玲年见证了这一趋势的发轫：IBM天津的两台小型计算机经由北京丽都的IBM主机，与IBM全球地面站相连接，假如天津的生产线上次品率提高1个百分点，曲玲年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海外其他IBM工厂的次品率有没有同步提升，以判定是零部件的瑕疵问题，还是天津工厂流水线出了问题。　　

　　“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把一项工作转换成数据，传到另外一端，另一端再把数据还原成工作，做完以后再转换成数据传回来。”曲玲年说，“之前是蓝领工作的全球转移，服务外包则是白领工作的全球转移。”这种转移首先于1980年代在跨国公司内部兴起，并催生了EDS、埃森哲、HP等日后的服务外包巨头。　　

　　而1990年代印度把离岸的服务外包变为一个“国家品牌”和产业机遇，则很大程度是电脑“千年虫”问题的副产品。　　

　　印度在1970年代曾实行严厉的外汇管制，GE、IBM等美国企业都因此退出了印度。为填补跨国公司留下的空白，印度自己的计算机软件产业开始发展起来。1990年代，美国面临“千年虫”问题，需要把每台计算机软件中所有3个0在一起的时钟都打上补丁。工作量如此浩大，以至于美国本土的工程师远不够用，在美国企业界广有人脉的印度工程师把祖国的技术人员引入解决千年虫问题。1990年到2000年，数以万计的印度工程师被派往美国“捉虫”。　　

　　随着千年虫问题的解决，一大批有在线交付支持经验的印度程序员也被培养出来。他们回国后，美国人意识到这批人才是一笔资源，就把一些原来在美国本土外包给EDS、HP、埃森哲和IBM的工作外包到印度，同时这4大外包企业也把自己的项目转移到印度。同样的故事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上演。1990年代后期，由IT服务外包引申出了非IT业务也借助于IT实现转移，比如财务票据、人力资源的后台处理转移，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金融后台业务和医疗转移等。Infosys、TCS、Wipro和萨蒂扬(Satyam)等未来的印度四大服务外包巨人便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今天，全球服务外包规模接近1万亿美元，其中的6是离岸外包，而印度一国便拿到这6的一半，也就是320亿美元。中国拿到的规模约30亿美元，正好相当于10年前的印度市场规模。印度还在以每年超过30的稳定速度增长，中国作为新兴的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　　

　　历史机遇的充要条件　　

　　人才是外包服务行业最重要的资源，人数的差距是企业之间业绩和竞争力比较的最直观指标。TCS今年发展到11万人，而国内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目前专事外包业务的人数都不足5000人。　　

　　曲玲年回忆，2002年之前，同为1995年成立的文思、海辉和博彦科技都只是一两百人的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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