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的发展，路之艰辛，道之复杂皆可称上冠绝全球，至今回望起来都让无数国人倍感唏嘘

　　文/郭成林

　　自1978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78年的启蒙（小岗村包干与吴仁宝，鲁冠球的乡镇企业探索）、1992年的生长（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的创业狂潮以及产权清楚化运动）、2001年的转折（中国加入WTO）以及2005年的新生（《非公经济36条》的发布）。

　　脉络一:于残缺的体制下启蒙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十几个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农民在昏暗油灯的帮助下签着一张契约。他们一个个轮替着按下指印，并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个对非国有资本控制的生产方式的探索。

　　同年在遥远的彼方，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但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在其中干着另外一套。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吴仁宝用这样一种很非凡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这正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一根拐杖。

　　而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日后改名叫了万向节，当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可后来却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万向集团。这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二根拐杖。

　　在这里，我们似乎把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脉搏:它的启蒙意识起自农村的包干，它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都是中国乡镇企业最刺眼的启明星，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身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重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

　　脉络二:如疯靡的野草般生长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

　　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热，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治理公司。其他的创业者如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他选择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到了1996年，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还有太多的创业故事发生在那个不平静的1992年，并且这一次的变革潮与1978年的那次带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如这次创业者中有不少是从政府官员辞职的，他们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开始摒弃国有资本，转而投向民营资本的怀抱;他们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宣告着民营企业作为一支能和国有企业独立博弈的力量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虽然你可以说在十年前许多打着“乡镇企业”帽子的民营企业早已崛起，但在产权制度上前者迷顿而后者清楚;虽然你可以质疑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崛起的手段和路径带有灰色的成分，但我们仍然应该称颂一个答应“野草”疯靡的魅力年代，同时见证那个“民营企业元年”的华丽诞生。

　　脉络三:在突破的喜悦中转折

　　2001年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大起之年”，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比尔曼在一份他撰写的《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的报告中惊奇地指出: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五年之总和。

　　2001年，就是在这全民性的狂热中，有三个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入世的“感召”。他们觉得重大的机遇就在眼前，并认为当许多垄断行业将对外资开放之时，自然就没理由再对民企关闭大门。于是他们决定实行“突破”计划。

　　第一个人是闻名的农业大王刘永好。2001年5月，他公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政策永远是限制民营企业的，非凡是在金融业上;第二个人则是一直默默无名的吴鹰，他带着自己的小灵通利用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战争一举入世，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狠狠地分了一大杯羹;第三个值得记忆的人是李书福，在2001年到来的时候，这个外表绝对草根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的许可证。这年11月9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六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生疏车型赫然在榜。在共和国的汽车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三件极有寓意的商业事件告诉我们，2001年不是一个平凡的年度。这一年，随着我们进入了世贸组织，曾有无数的刘永好们，吴鹰们和李书福们欢欣鼓舞的认为中国的入世将带给自己更规范的市场环境，更热络的经济格局，让他们能“突破”桎梏，放手与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同台竞争。而如今，7年光阴飞逝，刘永好的“巧妙入股”已然成为了历史的绝唱，讽刺的是在2004年启动的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中更清一色地选择外资作为战略伙伴，将本国的民营资本弃如敝履;同时，吴鹰这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在盘旋于垄断利益上空不足三年后便折翼而落;剩下刚刚突围的李书福驾驶着他心爱的吉利车在一群外资的内外包夹中艰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