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法律将向着与国际接轨的方向调整，并会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参加或批准一些国际公约。

　　其次，目前与企业有关的最重要的法律基本都有了，未来将主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特点，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调整。修改法律的任务远大于制定法律的任务。在市场经济中，衡量善法和恶法的标准在于能否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但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变化迅速，依照过去情况制定的诸多法律条文已经不适应甚至阻碍着经济发展，因而需要及时修改。

　　《公司法》的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公司法》的起草始于1983年，当时考虑的还是如何实行双轨制。到了1993 年，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因此，《公司法》就体现为国有企业本位、强制性规范过多、公司治理规范过于刚性等特点，体现的是改制的精神。又过了10年，国内的企业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公司立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鼓励投资，如何给公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环境。因此，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把很多改制的内容删掉了，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

　　但也要注重，法律具有刚性和稳定性。我们一定要区别法律环境和政策导向的不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法律代替政策，也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

　　例如，对于中国经济近期出现的几个市场过热的现象，政府以政策层面的灵活性引导即可，并不需要通过法律修改来解决。以融资为例，要严格防止非法发行证券、非法集资以及地下钱庄等问题，同时重点关注农村金融的发展。市场经济法治中最重要的平等原则包括中外平等、公私平等以及城乡平等。但目前城乡差距过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现象，其中尤以经济不平等为重。在答应的范围内，应该通过降低门槛等多种途径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至于地下钱庄，可以通过正式注册，在利率被治理的前提下进行合法化。

　　最后，中国现今市场秩序和环境很不规范，未来完善市场秩序和环境的法律及其执法会大大加强，将建立以竞争法为核心的市场秩序制度，对于商业贿赂的定性及打击手段也会有进一步的规定。

　　尤为重要的是加强执法。我们现在的执法远远落后于立法，执法的随意性太大，法律通过了以后，没有很好地被执行。例如，尽管出台了《物权法》、《合同法》等保证市场自由的法律，但是由于执法的问题，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比比皆是。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防止公权滥用，加强政府执法。另一方面，执法不力也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执法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立法有关。法官的素质非常重要。法官不懂法律或腐败，执法能好吗？执法必须寻求“中道”，也就是说执法过程中要解决好利益平衡问题。与此同时，市场主体的维权意识也很重要。例如在美国，假如企业主体被侵害，可以自己调查，并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这样既可以保持政府机构的精简，又可以提高执法效率。

　　问：您对企业家有什么建议？

　　江平：对于企业家或高管而言，必须把握法律、政策的变化趋势。首先，及时学习法律法规，认清自己的法律地位，比较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做到守法经营，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其次，在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有维权意识，懂得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国的一个非凡情况是，许多公司是由旧企业改制而来的，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例如，一言堂，决策不民主，与执行不分。这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便是例证。赵新先并没有侵吞国家和公司的财产，而是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结果2007年被判刑1年零9个月。这是权力过分集中、一人做主的结果。

　　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现在的法律，董事长、总经理都可以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究竟法定代表人有何权限，法律却没有界定。这就轻易造成决策缺乏民主。现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赵新先的教训，企业家们要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