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治理层仅有一万人，其余除了部分技术人员外，大部分为产业工人。

其次，《劳动合同法》还冲击到了富士康未来有可能采用较为灵活、并节省成本的用工模式：郭台铭在不久前，由富士康高调承办的“劳动合同法研讨会”上明确提出，富士康正在向日本、德国等国家考查各国的“劳务派遣工”制度，以解决淡旺季对劳动力需求的矛盾。但是该方式在《劳动合同法》中受到了各种条件的限制。

触及中国制造业神经中枢——成本问题的绝不仅仅《劳动合同法》而已，在《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以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两税合一”等新出台的政策条款中，像富士康这样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生产性企业也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比如“两税合一”，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过去享受特区出口企业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其所得税的平均成本仅为10%，而在五年过渡期后，该成本将上升至25%，虽然富士康近年亦在大打“科技”牌，但显然，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我觉得在现在的经济理论看，效率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被忽略掉的课题。”郭台铭坦诚地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给企业带来提升经营效率，提升技术的压力”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压力，“而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认知”。他认为，从长远看2007年以来的各项政策，“这个压力是要企业提高你的竞争效率，因为劳动成本增加了，你就要从效率去减少冲击，要提升你的技术，并加速企业体制的结构提升的过程”，但对于有68万员工之多的富士康并非易事。

“今年我们员工数量增长幅度是大于业绩增长幅度的。” 富士康主管经营的商务长李金明告诉本报，公司一方面正在为后续企业增长积蓄人员，另一方面也在现行政策环境下，积极寻找更有效率的用工模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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