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治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治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治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内忧外患

虽然只是一个行政村，但亚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东莞厚街白濠也拥有6车道的宽广水泥路和窗明几净的高尚住宅，这是这个城市高度工业化的象征。但如今，这些东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摆设。

3月7日，19岁的鞋厂招工代表陈二妹已经在一个榕树下的招工点坐了一个下午。她几乎翻烂了手中的《知音》——在刚过去的6个小时里，一共才只有2个人向她咨询过，其中一个还是问路的。

“厂里快没人开机器了。”陈二妹说，假如明天还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试试。

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王启华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四周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

“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厂人资部经理邓志强说。

困扰王启华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一部击溃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

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惧怕。

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

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而在东莞智力人才大市场咨询员赵伟伦看来，一些企业属于假倒闭而规避新法。

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假如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这将是灭顶之灾。”王启华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

然而，众多像王启华这些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

出路在哪？

王启华一直难以忘记去年与朋友到广州观看的一场名贵品展览。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饰专柜前，王启华赞叹于那些在射灯下熠熠生辉的女装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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