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争论（诸如抽象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等），凸现了同一个课题：文化整合。作者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和合学"主张，并从哲理上系统阐发了这一学说，论述了和合之真及所蕴含的"融突论"的基本内涵；追究了和合学五义及融突论的根据；强调了理论学说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的呼唤；而和合学是求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是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高价值。

一

    在此世纪之交之际，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文化如何作出回应？归结到一点，便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人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等，莫衷一是，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是一个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谈资，而未能落到实处。

    为什么会流于纸上谈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譬如：什么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所以为新？为什么彻底决裂？什么为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①

    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予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予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朝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这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否定什么，继承什么，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与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某些相似处。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当时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化作法，反衬出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儒学的危机。到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孙复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②孙氏重在从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破坏和失序，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了佛道。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

    直到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并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宋代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佛学和道学均被融摄在理学之中，凸显了中国文化能经受各方的激烈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方面精华智慧，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新环境的需要。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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