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意识在于，思考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从“做大做强”向“小的是好的”转变，从日本丰田经验向中国阿里巴巴经验转变。

　　范围经济可以高度概括为“品种是重要的”这个命题。

　　 西方经济学通常习惯采用数量与价格这个二维坐标，描述供求现象，而把品种视为外生变量。的确，对规模经济来说，数量和价格两个维度够用了。但对范围经济，非凡是新经济来说，假如不把品种作为内生的第三个维度，就对不准现实问题的焦距。

　　我们都知道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个经典判定，在数量之外，内生了“品种”这个维度；我们又知道，长尾理论说的“短头”是指批量很大、品种很少，“长尾”是指批量很小、品种很多，同样采用的是“数量”与“品种”维度。可见，品种这个维度本身与新经济具有内在联系。

　　新经济，就是电子范围经济。电子与范围经济的关系，相当于电子商务中电子与商务的关系，又好比新经济中新与经济的关系。我们仿照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是重要的”说法，把范围经济的微观机理，也就是商务之务，概括在“品种是重要的”这一点上。

　　品种经济学

　　在迪克西特(Avinash K．Dxit)和斯蒂格里茨(Joseph E．Stiglitz)1977年通过D-S模型，第一次成功地将品种内生于经济学之前，经济学家一直对品种的数学化处理束手无策。由于脑子里缺了品种这根弦，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新经济摸不着门径。

　　品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离开品种这个维度，我们就没有工具来刻划和解释数字化中的个性定制现象，也没有工具刻划和解释网络化中的融合协调现象；而假如数字化、网络化在经济学中没有基础理论级的范式根据，新经济就进入不了经济学内核。品种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可以理解的新范式。

　　假如我们把经济史分为前现代经济、现代经济与后现代经济三段的话，我们会蓦然发现，前现代经济这几千年是个性化、定制化经济，品种是重要的；后现代经济的几千年也将是个性化、定制化经济，品种也是重要的；只有中间这两百年不是，原因在于，对工业化来说，数量(规模)意味着低成本，品种(范围)意味着高成本。西方经济学恰好生长于这二百年间，所以忽略品种有其必然性。不是说经济学家都不如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茨聪明，而是为了工业化的现实需要，经济学家要优先研究规模和数量的经济，而无暇顾及非主流的范围和品种的经济。现在形势逆转了，追求规模的大路货经济不赚钱了，追求范围的小品种经济火了，因此产生了将品种内生进经济学的压力。这也是产生长尾理论这类“品种经济学”的背景。

　　以品种范式为线索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经济学史上在采用“数量—价格”座标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之外，存在着采用“数量—品种”座标的“孟什维克”(少数派)。

　　钱德勒《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是这些“孟什维克”中偏重定性分析的代表。钱德勒集马歇尔、韦伯等人之大成，把范围经济提高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高度。钱德勒将范围经济定义为“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指“联合生产或联合经销的这些经济”(“译”成现代说法就是“互联网生产”或“互联网经销”)。他把规模经济定义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品种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我通俗概括为：范围经济指品种越多，成本越低；规模经济指品种越少，成本越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安德森的长尾理论，都隐含这种“数量—品种”范式，他们的发展在于增加了数字化这一时代特征。而波特为代表的产业集群理论，则在联合生产、联合经销上，与钱德勒“神似”。对范围经济来说，品种和协调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品种越多，协调越难；协调越强，品种越多。品种形于外，协调秀于内。这就是互联网协调与个性化互为因素的原因。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茨属于“孟什维克”中偏重定量分析的代表。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通过垄断竞争均衡，市场会内生地决定产品种类数。D-S模型本身虽然并非范围经济模型，但由于它将规模经济问题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从而与同样采用“数量—品种”维度的范围经济，形成了天然的对比关系，等于也给范围经济提供了借鉴。D-S模型在罗默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等具有新经济倾向的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S模型的“缺点”在于，它内设了“品种越少，成本越低”的规模经济假设，使它显得比较传统和保守。杨小凯发挥的正是D-S模型传统和保守的那一面，导致对互联网的曲解。向前看的做法，应是将范围经济假设内生进来，进行相反曲线的对比。

　　“品种多样性”主题的问题意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济学，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这是由于每一代人的问题意识不同。研究品种多样性，扣住的是工业革命范式向信息革命的范式转变这个经济学主题。问题意识在于思考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从“做大做强”向“小的是好的”转变，从日本丰田经验向中国阿里巴巴经验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品种多样性相关命题的意义凸显出来：

　　一是品种多样性与融合、协调的关系。这是杨小凯命题的反向思考。他强调专业化，专业化固然仍很重要，但新经济的特质在业务融合方面。产品越少，成本越低，那是传统的本事；互联网时代，产品越多，成本越低，才算新本事。显然，所谓“产品越多”，不是指分工后一人管一样，产品变多；恰好相反，是指每人兼顾的产品由少变多，它考验的是协调水平，而非分工水平。IT中的集成、协同、流程再造，都是用来干这个的。

　　二是品种多样性与互补性的关系。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网络效应，“大于二”的价值来源，是一人钻一门的专业化，还是臭皮匠式的互补、协作，关系到对于协调价值到底是成本还是收益的理解。涉及产权制度安排中，到底是资本专用效率高，还是范围经济协同共享效率高。涉及到是象丰田那样大而专的内部实体分工好，还是象阿里巴巴那样，小而散的外部虚拟协作好。LINUX就是互补致胜的例子。

　　三是品种多样性与报酬递增的关系。一是涉及传统效率概念的局限性问题，即效率与效能(效率的导数)关系问题；二是涉及正负反馈不同的均衡实现方式。

　　四是品种多样性与外部性的关系。互联网非常强调外部协调，越是强调“小的就是好的”、强调个性化定制，就越离不开外部环境营造，越不开知识的外部性。这些问题都与传统经济的问题有所不同。

　　……

　　总之，品种是串起新经济现象的一个要害线索，低成本、高附加值、易选择的品种多样化，关系未来经济前沿。品种为什么是重要的呢？因为，当同质化的物质需求发展阶段高潮过后，人们更加看重选择的多样性。品种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自由。人类将以自由看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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