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来学角度看去，有一景象颇为奇异：同是对于人类工业化之后时代的价值判定，“后现代”与“信息化”两股力量，老死不相往来。本来，后现代是现代之后（即工业化之后）的意思；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后（即现代之后）的意思。按说二者之间应当有许多共同语言。不幸的是，后现代不熟悉信息化是谁，信息化也不熟悉后现代是谁。我倒发现了一位可以介绍他们俩熟悉的大师—这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可能是唯一一位融后现代理念与信息化理念于一体的大师级人物。

　　以马克思为中点，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意外的转换关系：后现代理念，假如加上经济技术背景，就能转化为信息化理念；而信息化理念，假如加上精神和上层建筑背景，就能转化为后现代理念。

　　共同的思想前提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就是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命题：天变，则道亦变。“天”就是指历史的前提假设，“道”就是指事物发展的规律。

　　后现代与信息化，都必须以历史主义为前提，离开了历史主义都不能成立。农业社会的天，对应前现代之道；工业社会的天，对应现代之道；信息社会的天，对应后现代之道。

　　举例来说，自给自足这条规律是有历史前提的，仅在自然经济这个“天”之下，才能够成立，拿到工业社会就不适用；再如，在家办公这条规律，只在前现代（农民在家办公）和后现代（网络SOHO）条件下适用，对工业化就不适用。

　　与历史主义相对的是普遍主义，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普遍主义者并非真的发现了适用于所有条件的普遍规律，而是有一种历史性的错觉，把所在社会条件下得出的特定规律，不适当地延伸、普适到所有条件下，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早期的后现代主题和晚期的前现代主题的文献，近几十年来，引起了西方社会极大的研究爱好。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是从马克思早期思想进入后现代；莫斯、巴塔耶、鲍德里亚走的是马克思晚期东方学的路子，由前现代而批判现代，启示后现代。

　　人们没有意识到，信息化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实正是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文献隐隐约约在思考的问题，即不同于工业化的另一条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今天，许多人不接受后现代思想，与不接受信息化思想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认为工业化中的几个思想家（如斯密、凯恩斯、韦伯等）总结的东西，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拒不认为信息化会改变时代的前提条件。

　　二者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文献中的后现代因素，不像现代因素那么明显，但地位却很重要。而且越临近工业化完成，它在西方发达社会被讨论得越热烈。因为它们解决的正是“工业化之后”的问题。

　　以实践观点拒斥理性形而上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与感性对立的理性的形而上。笛卡尔理性主义是这种现代性的思想根据；工业化大生产是这种现代性的物质基础。这样一种表面上永恒之“道”，只不过是工业化大规模同质化生产这样一种“天”所决定的产物。

　　马克思的根本方法，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性质，这与后现代思想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反形而上立场，突出表现在实践观点上。西方有两种人很难理解这种后现代精神，一种是将理性绝对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种是持机械观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学家。反倒是中国人非凡能接受实践的观点。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深得“实践”二字的妙味，看出实践的后现代作用，在于弥合心物二元论，从而瓦解现代性的思想基础。

　　后现代和信息化，出于一个共同的理由，需要实践的观点。这就是现代性或工业化的根本思想特征是心物二元论，它是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以后现代扬弃现代性，以信息化扬弃工业化，根本的思想阻力来自心物二元论。这种心物二元论在现实中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成为传统工业化的精神支柱，阻碍社会向“新型”方向迈出的脚步。

　　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

　　复归日常生活世界，强调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是后现代的共同主题。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在大大发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一早期思想主题。马克思对于物质和劳动的看法，隐含着后现代基因，就是强调感性事物的优先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可以说千差万别，但都主张复归感性。这里的感性是有特定含义的，是由理性“复归”感性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的感性，具有异质性、个性、分布式的后现代特点。只有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生产力条件支持下，大规模生产才能变成个性化定制，集中式治理才能演变为分布式的治理。即由同质性向异质性复归。

　　在信息化中，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集中表现在信息化特有的价值取向上，信息化运动实质是社会的生命有机化运动。它是工业化的社会机械化运动走到极端后的拨乱反正。信息化推动社会从工业化的机械状态，向后现代的生命状态的转变。这种生命化，表现在价值上，就是以人为本；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从无生命的机械分层组织，向智能感知的灵活流程组织转变，做活企业；表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在物质和社会需求满足基础之上，升级到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的“高感性事业”。

　　非常非常遗憾的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两耳不闻生产力和技术革命，一心只谈精神和文化，变成脱离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空头理论家。同样遗憾的是，所有的信息化工作者，忽视了经济感性化、产业精神化的现实，成为游离于社会精神文化和制度变迁的埋头苦干家。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后现代与信息化又一个共同的理念。

　　二十六岁的马克思把不同于现代性的人类发展状态，高度概括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一个经典命题。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的自由发展，最终要体现为人的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这样的精神满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性理念和工业化实践，过分强调了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样一个片面的方面。

　　用现代性的观点展望未来社会，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是曲解“物质的极大丰富”，以为是后现代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主要特征。完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比例极小”。意思是，在后现代和信息化社会，物质需求的满足虽然在总量上可能超过工业化社会，但其比例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却一定远远低于工业化社会。这是因为，以异质性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为主要特征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满足将主导经济。

　　马克思在二十六岁时，不可能接触到比工业化生产力更先进的信息化生产力，但他预见到工业化生产不是绝对永恒的体系，未来社会具有后现代和信息化的特征，却是极具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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