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报道 本报记者 吴红缨　　

　　重庆市运管局近日宣布，从2月始，向万州、江津、涪陵等6区（县级市）下放包括新增出租汽车运力指标在内的7项交通自主审批权，在此之前，这些权利均归由市级部门。　　

　　与此同时，重庆市商委也出台文件，将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和瓶装供应站（点）的建设审批和经营许可权全部下放给区县（自治县）。　　

　　它们只是重庆今年开始推行的，以期对全市三级政府的整体运行做系统变革的“三级改革试点”的初演。接下来，更多的行政体制探索将在重庆拉开大幕。　　

　　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扩权

　　于年初登场重庆“三级改革试点”试图在不减少机构，不调整行政体制的情况下，对市、区县、乡镇三级政府运行系统进行机制性改良。　　

　　这场改革的主体框架是三个纲领性文件，、和，它们统一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　　

　　“三级改革试点”中最受关注的是区县扩权改革，即向重庆市着力培育的万州、涪陵、黔江、江津、合川、永川等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进行“特别放权”——将市级行政机关的92项行政权赋予这6个区行使，涉及许可审批权、处罚强制权、税费征收权和人事编制权等。　　

　　参与方案制定的重庆市法制办主任李殿勋称，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获得了相对完整的地级市行政管理权限，以及部分委托的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比如外商投资核准权、国有土地出让审批权等。　　

　　过去，区县的一个项目的开工，往往要在市里的规划、建设、土地、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之间来回奔波。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权限应该由了解信息最充分的主体来行使。比方说布点一个项目，投资方、区里、市里有不同想法，那么几方面就需要磨合，而区县政府无疑处在信息枢纽的位置，一些权限由他们来行使肯定更合适。”　　

　　不过，李殿勋也表示，92项权限下放只是推动6大区域中心城市行政管理的外力，他们自身还得有内力承接，6个区自身还需进一步推动职能转变与管理创新，适应新的格局。　　

　　重庆市政府秘书长陈和平在前不久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此项改革是市政府增强区县的调控力和增大区县经济发展活力的一个试点，如果这个试点成功，将逐渐把这些权力向其他的区县下放。　　

　　“三级改革试点”除了“区县放权”外，还包括“市级联动”和“乡镇转型”。“市级联动”旨在解决市政府各部门职能交叉、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等问题，把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的执法事项、共同处理突发事件涉及的执法事项等，纳入综合执法的范畴，实行资源共享。　　

　　“乡镇转型”则主要促使乡镇政府转型，其将乡镇政府职能缩小为公共安全监管、市场秩序监管、人口资源环境监管三个领域，同时，取消了过去相当重要的招商引资职能。　　

　　李殿勋称，行政权限的下放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哪些地方可以放权，哪些权限可以下放，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　　

　　行政体制改革进入微观层面　　

　　重庆市一些行政管理学者认为，三级改革是一个信号——重庆直辖近10年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始从宏观层面进入到中观和微观层面。　　

　　重庆直辖后，经过不断的调整，在一个中等省规模的基础上，形成了市直管区县、区县直管乡镇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以减少管理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目的的管理体制。在运行中，原属于地级市的行政管理权大部分集中于市级政府各部门，形成了倒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　　

　　与此相对应，重庆是大城市带大农村格局，各区县发展极不平衡，这决定了行政管理不能“一竿子插到底”。　　

　　当地政府部门去年10月开展的一项专题调研显示，区县要求市级部门简政放权的呼声很高，统计达525项，主要涉及发展改革、经济贸易、国土、交通、财税、规划、建设、环保、农林水等。这份调研报告称，“市级部门只同意下放282项，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另一个推动重庆进行行政改革的内因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直辖10年以来，重庆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仍然明显。重庆市社科院专家丁新正称，“当前主流观点是，一个不发达地区要在短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可选择的路径是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赋予经济发展巨大的动力，它亦被作为重庆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战略路径之一。”　　

　　这样的战略，促使重庆10年间不断地规范其行政管理体制，“三级改革试点”便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政府规章。　　

　　照重庆市的部署，全市三级政府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实施细则的起草以及部门之间对接工作，2月底以前，相关职责界定及实施方案将会呈交市政府。　　

　　西南政府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唐尧认为，“还权于基层”的大方向是对的，改革方案亦有创新性，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如市级部门机构重叠，行政区划不规范，市和区县职责划分不明晰等，都触及较少，因此，它只是算权宜之计。　　

　　重庆市政府亦未止步于此。据消息人士透露，由重庆市编办牵头的一项“探索完善高效行政管理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将会从减少管理层次和区划调整，合理界定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进行突破。　　

　　唐尧表示，“虽然我国现在没有出台完备的规定各级政府权责的组织法，但从另一角度，它给地方的探索提供了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