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上司是一所好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许多功课可以学，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作者简介：张西振，东经控股集团治理顾问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刚刚留学回国，在一所大学供职。前几天来信向我诉苦，说他的那位“混蛋”系主任千方百计地挤兑他。这本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这位朋友机敏多才，初来乍到即崭露头角，而且性情刚烈，生就一把刀子嘴，上司既然少才缺德，不怕他、恨他才怪。

　　为他颇感不平之后，却忽然想到，照他的个性，发展下去于组织、于他人、于自己、于事业都没啥好处，遇上个跟他过不去的上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写信给他说：坏上司是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许多功课可以学，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想，假如你有一个坏上司，至少有三门功课好学：

　　第一课：坏上司能教会你一种面对逆境的平常心。

　　这应该是人生最宝贵的一课。在面对一个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客观环境时，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是心平气和、平心静气地接受它，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环境；二是从心理上不接受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为它而烦躁、叹息、愤慨。第一种态度至少能够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第二种态度则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在客观上受损失的同时，再加一层心理的伤害。

　　一座山挡住你的去路，你不会对着山生气，只能想法攀越它，或者绕过它。一群狼围住你时，你也不会对着狼群生气，你会用最大的聪明和力量战胜它们、消灭它们或者逃避它们。一丛荆棘刺破你的手时，你也知道刺人不过是荆棘的本性而已。为什么这些元素代换成“人”的时候，就令你怒火中烧或者愤愤不平呢？古人说：君子不跟牛执气。跟牛执气，就是把自己降低到牛的层次，跟小人执气呢？

　　有一位名字叫弗兰克的心理学家，他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了十几年，在那里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假如一切都不能改变，至少还能改变自己的感受；假如一切都不能控制，至少还能控制自己的风度。还有谁面对的环境能比希特勒的集中营更糟糕呢？

　　还有人说，婚姻的意义，就是让一对冤家相互磨砺，以培养出坚韧、自制、暖和、稳重、耐心、责任感、善与人相处、容忍不同意见等种种单身所不需要的品质。用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话说，“娶一位好老婆的男人会变得快乐；娶一位坏老婆的男人会变成哲学家。”既然婚姻可以成为培养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和美德的学校，坏上司为何不能呢？

　　要成为一个领域的领袖人物，首先需要培养节制、坚韧等诸多品质。现在你遇上了一个坏上司，不应该感谢上苍的厚爱吗？你应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勇敢地面对你的坏上司。然后，在与坏上司的相处中努力培养你的各项美德。

　　第二课：坏上司能激发你的潜能。

　　台湾的刘墉写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已经就业的同学对他抱怨他的美国老板“吃”他，不但给他很少的薪水，而且故意拖延他的绿卡申请。刘墉当时对他说：“这么坏的老板，不做也罢。但你岂能白干这么久，总要多学一点再跳槽，所以你要偷偷地学。”他听了刘墉的话，不但天天加班，留下来背那些商业文书写法，甚至连怎样修理影印机，都跟在工人旁边记笔记，以便有一天自己出去创业，能够省点修理费。隔了半年，刘墉问他，是不是打算跳槽了？他居然一笑：“不用！现在我的老板对我刮目相看，又升官，又加薪，而且绿卡也马上下来了，老板还问我为什么做事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变得那么积极呢？”他心里的不平不见了，他做了“报复”，只是换了一种方法，而且他自我检讨，当时其实是他自己不努力。刘墉接着说：你喜欢斗狠吗？你总是心里愤愤不平吗？你要知道，敌人、仇人都可以激发你的潜能，成为你的贵人。你也要知道，许多仇、怨、不平，其实问题都出在你自己。你更要知道，这世间最好的“报复”，就是运用那股不平之气，使自己迈向成功，以那成功和“成功之后的胸怀”，对待你当年的敌人，且把敌人变成朋友。

　　人没有敌手是很难发挥自己的全部潜能的，因为最难的是“战胜自我”。没有敌手的激励，难免怠惰、难免放纵、难免降低追求的目标。

　　精神病学家J·A·哈德菲尔德深入研究过危机环境在人的身体、心理、感情和精神上激发的非凡力量。他说：“我们过着拘谨的生活，避开困难的任务，除非我们被迫去做或者下决心去做时，才会产生无形的力量。我们面临危机时，勇气就产生了；被迫接受长期的考验时，就发现自己拥有持久的耐力；灾难降临时，我们会发现内在的潜力，仿佛是出自一个永恒手臂的力量。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无所畏惧地接受挑战，自信地发挥我们的力量，任何危险和困难都会激发能量。”

　　当“怨怨相报何时了”的两败俱伤，变成“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双赢时，不是人生的最大成功吗？

　　第三课：坏上司能增加你处理组织内部事务的政治聪明。

　　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政治。有人说，一个好的企业家，必须是好的政治家。组织中的政治斗争，从来就不会停止，只不过好企业与坏企业的分别是，好组织有明确的政治斗争规则，而坏的组织则没有。或者说好的组织的游戏规则鼓励积极的斗争，而坏的组织则放任大家内耗，从而导致组织在与别的组织的竞争中落败。

　　专家出身的人往往缺乏这一课。闻名的“陈天生怪圈”就是例证。

　　1986年，陈天生到广州，用1500元自有资金，加上800元稿费，另加一位朋友的5000元，办起了一家技术经济发展公司。公司迅速获得了发展。为了图谋进一步发展，他去海南考察。这时，公司内部有人冒充他的签名私收货款。司法机关找上门，内部马上有人栽赃陈天生，甚至合伙“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陈天生的流毒”。于是，法人代表的工资被停发，办公桌被搬出门外，连铺盖卷也被扔了出来。一时间，各分公司纷纷倒戈，百万资产瞬间付之东流。

　　1989年，陈天生在广州鼎湖区再度白手起家，创办了鼎湖科技实业城。自筹资金，自生自灭。经过三年的苦干，鼎湖开发区终于兴旺起来了。然而，历史悲剧再次重演。就在陈天生雄心勃勃，预备扩大开发区规模时，忽然被这个由自己亲手创办的经济组织抛了出来。他抗争无效，静静静地走了。

　　1992年陈天生与蒲圻市签订合同，以民间方式筹资在蒲圻建赤壁长江大桥、创办开发区。很快，陈天生在家乡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再次显示出杰出的组织协调、招商引资、宣传鼓动等各方面的才能。企业又兴旺起来了。不曾料想，脚下的跳板被人抽走了！陈天生跌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跤。乡亲亦无情，他再一次饮恨离开。

　　广州怪圈、鼎湖怪圈、蒲圻怪圈这三个怪圈，环环相扣，一圈比一圈大。陈天生创业，红火，转眼间烟消云散，孤身一人，又回到原点。这种怪圈，在不同的企业家身上反复不同程度地发生。

　　一个人在自己创业之前遇上一个坏上司，逼迫你学习组织政治学，那就太幸运了。就算你永远不打算自己创业，学好这门功课对你的职业生涯也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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