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玲丽

　　数年前珠三角和东南沿海的省份开始切实感受“招人难”的困境，尽管工资水平大幅提升，但“民工荒”困境有增无减。此时，学界开始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廉价劳动力无限制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要逐渐退潮。

　　什么是人口红利？

　　简单来说，从前工业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业化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与老年赡养负担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局面会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 “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或者“人口红利”。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关系提出的新学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布隆教授和威廉姆森等人1997年在对亚洲经济和人口的研究中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之后被国内一些学者引进。

　　中国：过剩还是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瞩目的经济成就，“人口红利”对其贡献几何？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侯东民认为，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面对的严重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人口机会窗口的说法提出了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人口负担比和人口抚养比，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国高失业率的国情使得人口负担比要比人口抚养比更符合现实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另一位学者周祝平亦认为，把中国经济的成就简单归功于所谓的“人口红利”是立不住脚的。他举例说，假如把中国的情况和亚洲“四小龙”（ 所谓“四小龙”是指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发展经验进行对比，这些地区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1980年新加坡的人口为240万、韩国人口为3800万、香港人口500万、台湾人口约1787万。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口还不足北京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台湾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略多，韩国人口不到广东省人口的一半。把这么小的区域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是没有说服力的。

　　劳动力不再廉价

　　有专家指出，与其说中国经济得益于“人口红利”，不如说是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人力成本出奇地低廉，而我们“享受”的就是低廉的农民工劳动力。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过于低廉的劳动力开始上涨时，企业就出现招工难、成本上升的情况。

　　大众对农民工的关注则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是90年代对工资低、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关注。当时“打工经济”正红红火火，不少地方把它列为劳务经济目标考核。1999年，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收入217亿元，超过了当年全省174.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

　　第二次则是进入新世纪来出现、并愈演愈烈的“民工荒”问题。突现的“民工荒”问题让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老板们忽然意识到，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原来并不是无限量供给，并引发了中国“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怀疑。

　　公布2004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发布会上，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指出，国家统计局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收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和他们父辈20多年前外出打工时的收益水平相差不大，而中国经济持续了20年的高增长。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也曾表示，技术工人短缺首先是因为一些企业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较低，对技术工人缺乏吸引力。

　　长期以来，不少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拼命压低成本，非凡是压低工人工资。据有关统计数字，10多年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只涨了68元，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上在下降。经历了缺工最为严重的2004年后，2005年“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100—200元。在浙江，农民工月工资800元以上成为主流。“珠三角”地区，70％的企业调升了工资，幅度在80—150元不等。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的数据，河北省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收入2005至2007年三年年均增幅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