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清醒的，没有简单拿飞行员去开刀。

　　当然，在事情调查清楚的基础上，飞行员作为当事人也要承担责任。假如返航不是由于技术要求而是人为因素，飞行员在这当中就有滥用权力的问题，但这并不涉及刑事问题，而主要违反航空公司规章制度以及飞行条例。并且这种做法已经损害了乘客的利益，给企业造成损失。但提出要严惩带头人是不合适的，这种处理方法会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沿着有利于劳资关系互相信任的方向建立，不要越来越紧张。我们希望劳资合作，共同发展，企业不要以自己的强势去压制另外一方，否则最后只能是表面上的问题平息，而在实际上加剧了劳资双方内心的冲突。

　　怎样建立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这恐怕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些飞行员采取这样的“集体返航”，我想，这个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体现了中国劳资矛盾已经激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更深层的问题正是我所担忧的。

　　《劳动合同法》对民航冲击很大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就在3月份，因为劳资纠纷，上海航空（爱股,行情,资讯）公司40余位机长报请病假、东星航空公司11名机长集体“告假”、航班被迫停飞等，航空系统为什么会成为劳资矛盾的“重灾区”？

　　常凯：我去过几家航空公司，一位管飞行的副总裁跟我说，他认为飞行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是无奈之举。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做的对，但我们要分析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飞行员提出的加班问题、休息休养问题、工资待遇问题、家属问题，据我了解在很多航空公司是存在的。

　　比如超时工作，因为飞行员紧缺，没法得到规定的休息时间；再比如工资待遇，有些从国外招来的飞行员，技术不一定比国内飞行员好，但工资能差几倍，造成了心理不平衡；还有飞支线的和干线的飞行员，工资待遇差几倍。

　　当然，待遇上完全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要害要看怎么解决，恰恰是在飞行员和公司之间缺乏沟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渠道。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么多劳资矛盾是不是和航空这个行业的非凡性有关？

　　常凯：航空公司也是企业，不同的是这种行业要求非常严格，它必须一点差错都不出现，而且对飞行员来说，这是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国家对这种行业控制很严，所以它的劳资关系有自己的特点。

　　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对航空公司的冲击很大。据我了解，航空公司的劳动关系市场化和规范化确实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飞行员的辞职、待遇、培训费用等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且更需要注重的是劳务派遣。航空公司大量使用劳务派遣，而且很多航空公司自己成立劳务派遣公司，很多人是跟劳务派遣公司签了合同后再到航空公司工作。而在《劳动合同法》里，它是不答应你自己成立劳务派遣公司的。

　　航空公司采取的是低劳动成本战略，这种战略选择在一定时期是可以的，长期来看就得考虑员工能不能接受，这次“集体返航”就是个例证。非凡是派遣工的待遇是很低的。而且航空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仅仅要压低劳动力成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内部治理，提高治理水平。

　　经济观察报：采取低劳动成本战略的其实不光是航空公司，其他领域的企业也有，那么“集体返航”事件对他们来说，有什么警示意义？

　　常凯：很有意思，中国劳资关系虽然发生在民航系统这个非凡行业，但是具有普遍性。普遍性在哪里呢？就是劳动者对自己权利意识和行动意识越来越强，飞行员把这个事摆到桌面上，虽然在处理方法上有问题，但对于他们来说恐怕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是说，目前我们缺乏一种有效的劳资关系沟通和协商的渠道和途径。飞行员只能用一种代价很高的方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一旦劳资关系发展到这一步，双方都要付出代价，这件事为将来民航系统劳资关系处理提了醒。这里面值得注重的是飞行员集体行动，就是劳资关系平衡的问题，劳动者靠的是团结，这是给我们的启示。这种启示不仅限于航空公司，其实在制造业、服务业、机关公司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往往注重“返航”后乘客的反应，而忽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它的意义在哪里。应该看到，我们必须看到劳资关系冲突的趋向性在哪里，怎样未雨绸缪，尽可能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工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份？

　　经济观察报：在这次事件中，政府机关、企业、飞行员均有声音，希奇的是，惟独没有工会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常凯：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事情，很大程度上因为工会没有发挥作用。按照法律，工会是劳动者的代表，恰恰这里面没有工会的声音，或者说工会没有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直接表现为飞行员和公司的冲突，是飞行员的自发行为。在市场经济国家，假如飞行员和公司有争议，是由工会代表出面和公司沟通、协商、谈判，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组织罢工。

　　我想东航云南分公司应该有工会，但工会更多的是代表企业方在做工作，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凸显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劳资关系不规范，劳动者没有自己的代表，假如有代表，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这也是一个教训。

　　经济观察报：但是这个问题也并非航空系统特有，在其他领域也都是这种状况，这就涉及到工会的定位甚至体制的问题。

　　常凯：是的，我们现在工会只在搞些娱乐活动、福利、困难补助、送暖和上有点作用，但在真正的劳资冲突上作用有限，因为这个时候工会需要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究竟是工人代表的身份，还是企业领导的身份？我们很多工会是定位为企业行政的一部分，并不是站在工人一方的，这是个大的问题，而这和法律要求是不一样的，法律明确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现有工会不能代表工人，而工人又没有另行组织成立工会的权利，这就使得出现劳资矛盾时，劳动者只好选择这种自发的和极端的方式。假如真有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现有的工会必须要按照法律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劳动者代表的身份来维护劳动者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工人包括飞行员在内有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这是避免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