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连续大幅下调，而且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在1996——2002年的6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4.52 %，并未出现人们所想象的名义利率调低的政策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利率水平的不断调低是在物价涨幅不断趋跌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实际利率并不低于高名义利率时期；另一方面，内需不足、社会平均利润率及人们收入预期大大下降，是居民储蓄存款不减反增的超前反应。由此可见，名义利率调低对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的政策效应远不及利率调高时的明显。

　　事实上，居民存款中有相当部分，如养子储蓄、嫁娶储蓄、养老储蓄等在预期消费目标确定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正因如此，当名义利率不断调低时，为了在预期收益率降低的情况下使未来的本利和能保证达到一个既定的消费目标值，人们反而会增大储蓄存款比例，从而出现了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利率调低政策效应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说明了利率并非储蓄存款变动的决定因素。

　　三、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

　　实践证明：在产生流动性偏好的谨慎动机作用下，存款储蓄与社会保障之间是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的。当一国或地区社会保障程度较低时，人们出于“生老病死”等谨慎需要，不得不将大量货币收入转化为储蓄存款形式，或直接作为“自我保障基金”，或间接作为“养子防老”的成本，以替代社会保障的不足，从而提高“自我保障”的安全感。相反，在“从摇篮到坟墓”已实现全程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其居民通过储蓄存款的“防病养老”的动机就很淡漠。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居民个人收支是以“高进高出”的形式来进行的。一方面，由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个人向国家缴纳税金的份额也较大。个人高额纳税的实质是个人储蓄的社会化，即个人储蓄的相当部分通过税金形式转化为社会储蓄，最终形成“高福利”的巨大资金来源。在美、德、法等国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个人缴纳份额（含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所占比重大多都在50％以上。这意味着在居民个人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以高税负的形式暂时转移给国家的。这在客观上大大截流了居民的储蓄存款源。另一方面，由于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程度也相对较高，国民主要靠社会保障制度为其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物质保障，因而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高福利使居民个人不必过于倚重储蓄存款来应付上述支付需要，这是导致西方居民储蓄率相对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的重要原因。此外，西方发达的消费信用制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先享受后支付的便利，而且大大刺激了人们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私人住宅、别墅和小汽车等）分期付款的消费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居民的储蓄存款增长。

　　在我国，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我国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居民个人能向国家缴纳的份额相对更低。在这一点上，我国财政对居民个人的收支则表现为“低进低出”。正因如此，我国居民个人（尤其是８亿农民）不得不依靠个人储蓄存款的自我积累来实现自我保障，如自费教育、自费医疗、养子防老或攒钱养老等。因此，人们必须从极其有限的个人收入中拿出相当部分进行强制储蓄，以应生老病死及嫁娶养子等谨慎之需。应该说，这是我国居民存款增长、高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所在。

　　四、储蓄存款分流的现实障碍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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