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程度并不高的企业来说——它们多于新兴的自主品牌厂商为主，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正越来越明显。比亚迪在西安的二期工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吉利在甘肃兰州的新生产基地也刚刚投产，这些工厂都雇佣着大量薪水低廉的工人，以手工装配为主。刚刚完成合并的上汽和南汽，将会毫无疑问地将更多的车型放在南京基地生产——这里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上海，且南汽从罗孚买回的那些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全国领先。上海大众也已经开始利用南汽原来的工厂在南京生产桑塔纳3000型轿车。

　　“社会每到升级和转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企业，或者有一些人洗牌洗下去。

　　没有非凡重要的竞争能力的企业，将在这一轮的洗牌中被洗下去。” 杨守彬表示。

　　闻名治理咨询专家彭剑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我们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剥夺农村的劳动力所获取的高经济增长。未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剥夺劳动力了，中国的城乡差距太大了，假如这个差距再持续下去，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所以要换一种思路，如何去提升企业的整个人力资源治理体系，去优化这种机制，提高人力资源治理整体系统的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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