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始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家族经营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和社区自治，以及在千百次的战争、起义中锻造出来的军事集团……我们以为这些历史的碎片早已长久尘封，然而实际上，也许正被现代企业组织鲜活演绎。

　　企业家爱说自己“白手起家”。其实“白手起家”也只能就资金、物质而言，方能成立；从想法和手段上来讲，企业家与其说“白手起家”，不如说都在“复制梦想”。他们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风格，经常可以追溯到他们家庭的熏陶、儿时的教育、少年的渴望和早年的经历。事实上，文明的进步同时也都是文明的传承。经济发展的轨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论技术再先进、理念再超前，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风格，也都铭刻着某些特定文化原型的烙印。

　　管理学家，也早已在企业组织的研究中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方法。CharlesHandy指出：人们心里都有一些“未曾表达、未加梳理，但却根深蒂固的组织模式”。获得这些模式的地方是他们有生以来参与的第一个组织，比如学校、军队或家庭，或者，也可能是他们早年看过的书籍和电影。这些经历让人们了解到什么是权威、怎样待人接物以及怎样自我表现。Handy更警告：“这些在无意识中潜藏的模式，一旦摆错了地方，就有可能造成危险。”

　　那么，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或者简单说中国传统），为现代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型呢？在中国不再完全靠政府办企业、中国社会正向着一个多元的组织社会发展、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正走上管理岗位的今天，这就成了一个有必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1.言之传统与行之传统

　　近年来，知识界和社会上正重新燃起对国学的激情。但管理—作为一门实践艺术，以及管理学—作为一门关于实践艺术的学问，却不能径直跳到“四书五经”或《周礼》里去寻找中国现代企业的文化原型。书面的传统，只是社会经验的一部分，它的传授是社会经验的另一部分。而此外那些尚未成系统地以文字描述的传统，也同样是社会经验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后一部分的社会经验又是些什么呢？

　　在西方，教会、家庭和军队，无疑是现代企业出现之前最广为存在的社会组织。罗马教廷，被某些管理学者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跨国企业（教会也有经营）。殖民时代的经验以及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的战争，也都给西方企业的组织提供了原型。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组织曾经是最庞大的社会系统、吸收了最多的个人、占用了他们最多的精力和时间、衍生出了最多的故事、留给了后人最深刻的印象呢？我们看到三个最主要的原型，分别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家族经营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和社区自治，以及在千百次的战争、起义，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风暴中提炼出来的军事集团。

　　2.秦始皇政治

　　秦始皇的批评者一般并不在意他兼并六国，而是强调他在统一天下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贾谊语）。当时暴政的象征就是修长城，虽然实际上不仅是修长城，还有其他浩大的国家工程，包括秦陵。但在民间文化里，有关长城的故事最多。更令人深思的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城对内、对外的象征意义迥异—对内管理上，象征着奴役和苦难；而对外防御上，则象征着团结和战斗。

　　象征符号上的两重性，说明了社会意义上的两重性。一方面，散居在广袤东亚大陆上的自由农民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保证生活的基本秩序（包括阻止外族的侵扰）；为换得这一条件，也愿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以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权利。所以，在对外的意义上，他们认可长城。但秦始皇的国家项目，却几乎把全国的壮劳力都征用了，这样一来，并没能为农民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基本秩序。当做出了巨大付出却未得到最起码的回报时，他们当然要造反了。

　　西方研究者通常将这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强制，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单纯的强制关系是可以稳定的。实际上，刚开始时，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接受，是基于一种计算基础上的默许；支持他们的，往往是“明天或许会好些”的信念。然而一旦他们失望了，什么样的强制手段也无法让他们俯首听命。在当今社会，我们仍能体验到这种潜规则的运作。一方面，对古代帝王个人魅力（甚至都不算领导艺术）的吹捧充斥文坛；另一方面，在各层次组织中，也仍能见到负责人好大喜功，企图把可想见的一切业绩都归为己有。为此，他们任意调整团队，做事从不计较人力成本，最后把整个团队折腾得精疲力竭，只有靠强化纪律来维持运转。与此同时，仍有员工对公司管理，甚至某些个人得失，从不发表看法、从不计较。他们或许就像古代农民一样，只是企图用这样的表现为代价换取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一旦希望落空，往日的沉默羔羊也会铤而走险。在古代政治上，虽然自秦之后的统治者大都领会到了为避免矛盾激化要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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