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rton专稿

　　公司的存在单纯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吗？有没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顾客和供给商呢？

　　沃顿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艾琳娜·卡勒迪(Elena Carletti)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罗伯特·马奎斯(Robert Marquez)做了一项题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Stakeholder Capitalis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e)的最新研究，但是并没有给出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不过该研究在展现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几大益处时，也证实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像来自美国、英国和其他仅以股东为导向的国家中学者和商人们所想的那样已有了定论。

　　研究运用了一个数学模型来探究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得出几个结论。首先，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产值较低，价格较高，公司价值比以股东为导向的公司高。第二，公司可能会自愿选择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因为根据此项研究，这样做能增加它的价值。第三，研究人员发现，偏好从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购买物品与服务的顾客能够促使社会上的此类公司数量增加。最后，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当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外国公司而非股东为导向的外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时，国内公司(两类都包括)能够赚取更大利益。

　　尽管研究发现了许多利益相关者为导向公司的优势，但也发现了一个负面影响：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要价较高，这可能会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研究出炉的时候，一些处于利益相关者为导向商业气候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感受到了复兴死气沉沉的经济状态的压力，于是它们采用了一些接近于以股东为导向观念的政策。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以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当选的时候都承诺，至少在这点上会有某些变化。

　　“我们对于研究的结果有些吃惊。”艾伦说。人们倾向于根据员工和所有者的关系来看待治理的问题，但其实问题远不止于此。人们通常以为，假如一家公司的利润前所未有的高，而且状况普遍良好，其员工的状况却不知何故会比较糟。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一家公司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时，公司和员工的状况往往能同步改善。但是消费者的利益却可能受损，所以并不是各方都能获益。

　　艾伦还有另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些公司可能会选择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因为这能增加其价值，且使股东受益。”

　　在美国经济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制下，法律清楚地表明，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经理人则负有信托责任来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多数关于治理的学术文献都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而且这也的确是此类国家商业与投资的主导方向。

　　但在许多社会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并不符合公认的公司模式。在研究中，艾伦和其论文合著者讨论了其他一些国家，在那里，与公司政策有联系的不单是股东，还有其他各方。

　　员工参与决策

　　举例说来，德国的法律体系明确了公司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追求股东利益。在德国的“共同决策”(co-determination)体系下，大公司的员工和股东在公司的监事会上占有同样多的席位。在决策的过程中，双方的利益都必须考虑在内。在丹麦，在超过35名员工的公司里，员工具有三分之一的公司监事会成员的选择权，至少要由他们选出2名成员。在瑞典，超过25名员工的公司必须选出2名劳工代表参加监事会。这些代表其他员工加入监事会的成员具有其他监事会成员所有的权利和义务。

　　在法国情况略有不同。超过50人的法国公司在监事会有员工代表，但是他们不具有投票权。更常见的共同决策体系则存在于过去为公有制、现已被私有化的法国公司。公司可自愿引进此类体系。在芬兰，公司也可以自愿吸纳员工代表加入监事会。在整个欧盟，另外一种员工参与决策的形式是工作理事会，这个组织有权就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等问题发表意见。拥有至少1000名员工且有150多名员工分别在至少2个欧盟国家里工作的公司必须配备“欧洲工作理事会”。

　　日本公司的情况也和美国、英国的情况不同。日本的治理人员对于股东不负有信托责任，但是他们可能会对重大失职负有责任。在日本，公司往往都追求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确实，对几个国家的经理人所做的调查显示了就“公司属于谁”这个问题分歧能有多大。在日本，97%的被调查者说公司是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存在的，德国为83%，法国78%，美国76%，英国71%。

　　调查还显示了这些国家中治理优先权的其他不同点。比如说，日本公司觉得，假如它们碰到财政危机，保住员工的工作比保住股东的红利重要得多。非凡需要指出的是，只有3%的日本经理人说，公司应该保住股东的红利，即使这意味着要解雇员工。而德国则有41%的经理人这么认为，法国40%，美国和英国则均为89%。

　　在研究中，艾伦和他的同事们开发了一种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数学模型。该模型假设有两家公司(双寡头垄断)在销售商品方面互相竞争，努力避免破产，以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

　　该模型考虑了以下情境。在第一阶段，公司的成本遭受到了一次随机发生的“打击”。假如该打击足够大的话，公司可能会被迫破产。假如两家公司都幸免于难的话，他们将在第二阶段继续竞争。假如只有一家公司幸存，这家公司就会成为第二阶段的垄断者。这两家公司在设定其第一阶段的价格时，不仅考虑了公司顺利进入第二阶段的可能性，还考虑了价格对第一阶段利润的影响。

　　公司考虑最多的是破产对于除股东以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模型定义了在此情况下的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型还证实，当公司考虑最多的是除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时，就会导致竞争“软化”(softening)。也就是说，公司会要价更高，而破产的可能性则减小了。因此，第一阶段的公司价值和利润都能得到提高。

　　“实际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能够通过其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使股东受益，”艾伦和其他研究人员写道，“当然，员工和其他供给商也从竞争软化中得到了好处。然而，由于价格上涨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益，尤其是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了。”

　　通过对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心，公司提高了自身价值，这一事实使股东更有可能真心实意地去施行其致力于采取措施、关心他人的治理结构。

　　研究人员的模型还表明，即使公司可能不去自愿采用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模式，只要消费者更愿意在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消费，像欧洲这样的治理结构还是切实可行的。

　　全球化与治理

　　全球化促使更多国内的公司与世界各地的公司进行竞争，因此研究人员想要看看全球化对治理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发现，假如进入它们市场的是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不论这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在位公司(incumbent firms)的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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