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治理大未来》

　　过去半个世纪，我们见证了科技、人类生活方式与地缘政治学等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改变，相形之下，治理实务的发展似乎慢如牛步，今日企业所采取的治理方法与一两个世代之前相去不远。

　　现在组织的阶层也许变得比较少，但阶级制度并未完全消失。第一线的员工也许变得更聪明、也受过更好的练习，但他们仍然听命于治理阶层。低阶经理人的职位仍由资深经理人指派。策略仍然由企业领导人拟定。重大决策仍由高位阶、高薪酬的人决定。中阶经理人的数量也许减少，但仅存的少数中阶经理人，仍然在重复过去经理人所做的事——拟定预算、指派工作、评量绩效与激励下属。

　　的确，你可以认为现代治理学的机制（包括差异分析、资本预算、项目治理、绩效决定薪酬、策略规划等措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每个伟大的发明都会经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的历程，有时还会发展到衰老的阶段，治理学也不例外。

　　事实上，现代治理学绝大多数的重要工具与技术，都是由19世纪的人所发明的。治理学发展的速度开始减缓，然而在21世纪，企业环境的变化加速。这个新的世纪才刚开始，治理学界却已经面临了许多令人望之却步、前所未见的重大挑战：

　　环境变迁的脚步愈来愈快，让愈来愈多的企业措手不及。最近的研究显示，企业领导人更替的速度比以往更快，竞争优势也变得稍纵即逝。今日不仅是某些企业来不及应变，而是整个产业界都赶不上变化。

　　开放市场管制、让企业规模大小不再重要的新科技力量，使得不论从出版业、电讯业、银行业到航空业的进入门坎都急剧降低。

　　有愈来愈多的公司发现自己陷入只拥有部分控制权的“价值网络”与“生态系统”中。于是，竞争的胜败不是取决于产品的市场力量，而在于产品背后的协调是否成功。水平分工、反中介化与外包趋势，再加上协同发展项目与产业联盟的成长，让企业愈来愈无法独力掌控自己的未来。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让仰赖聪明财产权为生的公司饱受威胁。制药公司、制片厂、出版商与时装设计师都在努力适应这个信息与概念日趋“免付费化”的新世界。

　　因特网的出现，迅速将主导权由制造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上。过去，消费者由于搜寻成本与信息取得渠道有限，而对某些厂商产生忠诚度，因此，企业往往受惠于消费者缺乏充足的信息。今日，在近乎完美的信息世界里，消费者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平凡的产品与服务将愈来愈难以生存。

　　策略的生命周期缩短。由于资金取得轻易、外包服务便利以及强大的因特网全球搜寻功能，成立一家新公司变得快速、轻易许多。然而，当一个企业成长得愈快，它就愈快完成初始的商业模式所设定的目标，然后达到高峰，最后进入衰退期。今日的成功曲线通常又短又尖。

　　直线下降的沟通成本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市场带来了许多超低成本的新竞争者。这些新成员没有那些旧型企业的员工福利成本所带来的沉重包袱。尽管有些大企业加入“压到底”的行列，并将核心活动移转到世界上成本最低的区域，但仍有许多企业认为整合全球性的营运非常困难。一方面，印度大肆掠夺了全球的服务性工作，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生产的比重也愈来愈高，在此同时，其它地区的公司则艰困的苦守毛利。

　　为了适应这些崭新挑战，我们需要有新的组织与治理能力。要在这个旧秩序不断崩毁的世界成功，企业必须有灵活的策略与有效率的营运方针。为了要保障获利，企业必须勇于破除旧习，大胆创新。此外，假如这些企业想要胜过多如过江之鲫的新兴公司，就必须要学习激励员工天天都愿意竭尽心力为公司贡献一己之力。

　　而这些都是21世纪治理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的《治理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