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巍 深圳大学治理学院

　　郭凡生说：“中国的学者没有真正地去研究一些中国做大做强的家族企业，这不是中国企业界的悲哀，而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他又说：“我发现中国现在最大的落后不是企业治理的落后，而是学术总结和商学院教育的落后。”

　　严介和说：“中国大多数商学院的教育都是失败的……”他又说：“中国90%的治理学教授不懂治理。”

　　他们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阅历、很有见解的企业思想者(没有用“思想家”倒不是作者吝啬，只是“家”甚至“大家”在中文里用得太轻易了)，假如他们的“洞察力”够强，其表述的逼真性够高，那么由“90%不懂治理的治理学教授”所支撑的中国“商学院教育”就只能是“落后”、“失败”，并令人感到“悲哀”的了！？我一直很好奇任何来自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思想交锋。也许是由于自己的疏懒，或者是因为国人好“面子”的积习，印象中，《治理学家》虽不乏批评治理学术界、反思治理实务界的各种声音，但却没能像杂志宗旨所期许的那样，呈现出一派观点争鸣的繁荣景象—比如针对上述质疑的回应以及再回应。

　　不太了解杂志编辑们的确切想法，也像不少读者一样期待着一些学术大家，尤其是那些属于“10%”的治理学教授们的猛烈还击。可等待的时间稍稍有些久了，这就让我迷惑—不知学术界是因为十足地傲慢，还是过分地谦虚以至于如此“冷落”了那些企业思想者的言之凿凿？或者是因为中国治理学术界的确忙碌，正急于和“国际”接轨，而不是从事郭凡生所倡导的“学术总结”。那么，当Mintzberg讲“不是MBA，而是治理者”；当Pfeffer和 Fong 说“商学院的末路”(The end of business schools)时，是否又要说他们并不是我们要接轨的“国际主流”呢？

　　人们常说认知上有“选择性接受”、“选择性扭曲”，以及“选择性驻留”，一个惯于“我不相信”的自己，视听范围里也轻易搜集到“质疑、批判”的东西。十几年体味治理的心得变成“三言两语话治理”(韩巍，治理学家，2008/1)，对治理学院和治理教育的批评已够尖锐。有一位草草看过那篇文章的同事曾调侃到，照这意思治理学院都该关门了。可假如治理学院真地关门了，自己的前途会怎样？碰巧，最近刚刚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治理学教师和学者能否成为有效的治理者：治理者能否成为有效的治理学教师和学者？”(Carol N Scutt，Can Management educators and scholars become effective managers？： Can managers become effective management educators and scholars？，Management Decision； 2004； 42， 3/4)，万一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得认真思考一下治理学教师这份职业的“正当性”了。说到底，作为治理学教师的我到底能给学生些什么呢？

　　针对郭、严两位先生的质疑，作者想给出一种个人角度的回应，尽管那显然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交流—正所谓抛砖引玉。

　　首先，作者非常认同郭凡生所期望的“学术总结”，只是按照我的理解，那应该不仅仅是围绕“中国做大做强的家族企业”，而是整个治理学术的重心应该向“社会学”倾斜。简单地说，就是要搞清楚“今天的中国人怎么治理企业”，“企业里整天都发生些什么样的事件”，“企业治理实践中已经浮现出多少种模式、多少经验”，“背后又蕴藏什么样的机理”。不然，“成功接轨”的结果大抵只能是培养出越来越多成功的“治理学者”而绝不可能是大批具有成功可能性的“治理者”——谁会为这样的治理学院永远买单呢？

　　其次，作为治理学教师，我们的价值似乎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给学生最基本的治理知识，好让他/她们在一个日趋成熟的职业平台上操作相近的专业语言以便交流。我的印象是，治理学院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假如还能让学生们拥有“国际化”的治理术语—比如中英双语就更好。

　　(2)引导并创造多种机会让学生们尝试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我的印象是，治理学院在这方面做得有好有差，当然，这和不同学院的使命、目标、课程安排以及生源息息相关。

　　(3)鼓励并培养学生们以“质疑－批判－探索”的态度和方法去挑战各种“貌似普适性，实则局部性”的治理时尚、经验及教条。由此，伴随日后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形成个人对治理的独特熟悉。我的印象是，治理学院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些仰仗“标准答案－考试”的学院最不好。

　　作者相信治理学院真正能领先于那些“企业大学”以及超越少数企业实践者“成功经验”的地方，恰恰应该是“学术精神”本质所要求的—对于“质疑－批判－探索”的始终坚持。因为理论上讲，治理学院有足够的人力、精力、时间，加上必要的财力，并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去足够长地、足够宽地、足够深地剖析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中的企业治理实践，并及时地反馈给自己的学生们。拥有研究背景和丰富治理经验的郭凡生做不到，对商学院及治理学教授多少有些鄙夷的严介和做不到；即使堪称治理教父的韦尔奇也做不到，能够根本改变人类生活的比尔·盖茨同样做不到。

　　最后，作为一个演化论的信仰者，我当然不认为治理学院可以批量生产出“企业家”以及什么“商业领袖”。因为那里面有大量属于专业教育以外，甚至是教育以外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靠个人的经验去获取。

　　综合上述，我想强调(不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职业的正当性(其实中国今天治理学院的日子很好过)，甚至也不是为了单纯回应企业思想者的“质疑”，只是以我并不算漫长的治理教学、非常有限的治理实践、个人十分粗疏的治理思考以及真切的感受)，假如治理学院／商学院／经济治理学院的学术研究不能够与现实紧密相连，治理学教师不能帮助学生既把握一套治理语言，又熟悉一些治理技术，最重要地是建立一种“质疑－批判－探索”的心智结构，也就是从我们的研究方向上，课程内容上、教学方法上做出大幅度的调整，那么，来自企业思想者“落后”、“失败”、“悲哀”的断言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最终的共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