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润峰曾经有过激情，但人们认为他已老去。现在轮到年轻的管理者了——今年41岁的赵勇。而19年前倪润峰执掌长虹时，也是41岁





　　7月5日，斗转星移。倪润峰黯然身退的同时，赵勇的身份瞬间由“赵副市长”变为“赵总”。

　　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三年前“赵总”变身“赵副市长”的一次大逆转，但此时的赵勇已非昔日的赵勇，此时的倪润峰，亦非昔日的倪润峰。两人此消彼长间，长虹也不再是昔日的长虹。

　　从7月6日起，每天上下班，长虹厂区广播里便播放《团结就是力量》，但激昂的歌声并不能掩住改朝换代的暗流汹涌。

　　倪于赵，有师长之谊，有知遇之恩，因此赵对倪的感佩之言并不能说是官场套话。两人后来的争执，也并不能仅仅归结于个人恩怨。长虹一位内部人士称，这应该视为两代企业家的新老路线之争。

　　三年轮回，其间波澜不断，再回首时，长虹可能已错失大好机遇。沉舟侧畔，千帆已过。

　　三年前一次失败的交接班

　　2001年2月，倪润峰复出，仅仅存活8个月的“后倪润峰权力框架”分崩离析。

　　虽然王凤朝、赵勇和袁邦伟分任运营、信息和战略三大执行总裁，但显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倪润峰重新大权在握。赵、袁二人着力营造的“新长虹”，在人事变动间也被全盘推翻。
博锐45
　　2000年5月15日，在长虹业绩下滑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了长虹第一次换帅。倪润峰退出一线，仅保留董事长之职，年轻一代——38岁的赵勇和49岁的袁邦伟被推上前台，分别出任长虹股份和长虹集团的总经理。

　　尚属年轻的赵袁二人，并不想在倪润峰的翼护之下萧规曹随。他们很快表现出试图超越前辈的锋芒。这年的6月8日，赵勇平静地对记者说：“倪总是倪总，我是我。”

　　与前辈钟情的规模和价格相比，拥有博士后头衔的赵勇更想以技术和利润来开创“后倪润峰时代”，

　　有感于长虹一直缺乏核心技术，赵勇在科研队伍中设立了600万元的总经理奖励基金，技术人员的待遇最大增幅达到6倍；他还与技术部门订约，对技术成果许以重奖。目前长虹为人称道的精显背投业务，也是赵勇主事时期力推的项目。

　　在销售体制方面，上任伊始，赵便将长虹分散在全国的200多个销售公司划分为八大片区，实行分级管理。在对销售人员的礼遇上，赵勇也赢得了口碑。2000年的春节是长虹在外销售人员不会忘记的一次返乡。赵勇亲自到成都双流机场迎接回厂的外地销售人员，并以红地毯铺地，警车开道接回绵阳。此举让很多在外闯荡多年的销售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赵勇在任期间赢得好评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给了更多年轻人晋升的机会。八大销售片区的新任领导几乎都是年富力强的新人，其中包括一批“老倪不太喜欢的人”。

　　在倪润峰主事时期，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和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袁赵上任后，将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分为两套人马，并计划按照产品结构的不同将公司分成若干个事业部，岗位的增加为不少年轻人提供了晋升机会。

　　赵勇短暂的新政中，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被破格提拔为部长。

　　赵任职时最受争议之举，是减缓了生产速度，以压缩库存——在他上台之初，长虹据称有600万台彩电库存，堆满了大大小小的仓库。长虹员工也因此第一次迎来了一周双休。

　　但是，长虹收缩产能，不免影响到地方的GDP和税收。虽然2000年长虹缴纳利税7.8亿元，比1999年有微量上涨，但相较于1998年的23.28亿，赵勇的表现还是不能令管理部门满意。

　　倪赵袁之争带来的震荡

　　赵勇改变了长虹，但他未能改造长虹。

　　他试图把长虹由规模主导型的企业，改造为技术主导型的企业。这自然需要时间，然而地方政府和倪润峰似乎都没有这样的耐心。

　　2001年2月，倪润峰“复位”，即对赵的布局进行了全面纠正。据长虹员工回忆，倪润峰复出后声称，他在休养的8个月里，通过去美国的考察，决定要医治长虹的大公司病，目标直指赵勇建立的新人事构架。

　　3万多名长虹员工最直接的感受是，双休日得而复失。他们重新将长虹庞大的生产线加足了马力。

　　而长虹的技术人员也发现，他们得到的成果奖金承诺没人再提起。

　　与此同时，倪将长虹集团和长虹股份合二为一；并且解散了赵的销售体系，撤销了八大片区，重新回到分公司时代。

　　另外，长虹进军白色家电的计划也无疾而终，而这是袁邦伟所主导的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