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红雨伞

做完对花旗的专访后，又接到其他的任务，需要尽快赶到北京。在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我读到花旗集团新鲜出炉的2004年度报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将我们的旅行者人寿保险和年金业务，事实上是花旗在全球所有的保险业务，以11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我们的目的是想更专注于那些回报更高，成长速度更快的业务。”虽然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这条消息，但从花旗集团首席执政官致股东的公开信中读到这样的话语，依然很触动。

回想起1998年，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那宗涉资700亿美元，美国金融史上突破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限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并购，六年后这样的结果总有些让人怅然。然而，我猜想，更加难以言表其心情的该是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桑迪.韦尔（Sandy Weill）先生。这位前旅行者集团的首席执政官一直对旅行者深入人心的标志：一把红雨伞倾心不已。他起初决定购入旅行者，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这把红雨伞的喜爱。购入成功后，这把红雨伞便和他形影不离，他系着有伞形图案的领带，在西装上别着伞型徽章。在1998年的那场“终极并购”之后，他如愿以偿地说服新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将这把红伞带进了花旗集团的商标。甚至，他送给花旗集团最大的个人股东，尊贵的沙特王储阿尔瓦利德的礼物也是一条带着伞形图案的丝质领带，后者慷慨地回赠给他一个华丽的镂花纯银茶壶。在桑迪.韦尔的心目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只有几年），这把红雨伞不仅已经和花旗集团的形象融为一体，而且已经成了他个人形象的一部分。

2002年，花旗集团将旅行者财险业务剥离出去，新生的旅行者保险公司就财产和债务问题与桑迪.韦尔争执不下。但是比起为红雨伞的去留问题进行的争执，财务问题倒显得很不重要。新生的旅行者公司想要得到这把红雨伞，他们说，自从旅行者保险公司于19世纪创立以来，这把红雨伞就一直是旅行者招牌的一部分，“即使再过20年，它依然是旅行者保险公司的红雨伞！”桑迪反驳道：“我拥有的带伞形图案的服装可能比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要多。”不过那时候，花旗集团还保留着旅行者的寿险和年金业务，尽管这些业务微不足道，但好歹还算是个保留红雨伞的正当理由。现在，连同这最后的一小部分保险业务也要离开花旗集团了，这把红雨伞还能留住吗？看着年报扉页上在显眼处戴着红雨伞徽章微笑着的桑迪.韦尔，想象着明年的年报上他将有可能摘下这把红雨伞，心中也不由替他难过起来。

不过，花旗之所以基业常青，历经两百年而不衰，可能也是因为在每一次的重大决策上，领导者能够摆脱情感上的羁绊，最终选择了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的理性道路。回想起前些时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冲破了理性，向股民隐瞒了亏损，选择了和市场对赌的豪气，最终面临了被重组的命运，更加感慨。

初识花旗人

其实，开始准备这期创刊号的时候，由于原计划发生意外，我们并没能留给花旗太多的时间去准备。原以为花旗身为金融行业的领袖，一定会很傲慢，心中早早做好了遭遇冷水的准备。接待我们的是花旗中国区副总裁，负责企业传播及公共事务的王力女士，听了我们试图将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的历史与现在逐一展现出来的构想后，翻阅了我们的公函，再简短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在一周内安排了采访。在对花旗有了更深的了解后逐渐领悟到，具有探知机会的敏锐洞察力和把握机会的果断行动力始终贯穿于花旗的历史中，这或许也是花旗能够基业常青的奥妙之一。

想象中，花旗的人一定是西装革履，举止深沉，一副正统的银行家的样子。在花旗看到他们的员工，衣着休闲，不失干练。有时候，几乎疑心自己正在一个新兴的IT先锋企业，而不是一家百年老行。王力女士在整个过程中不厌其烦地准备了很多参考文献和图片给我们，期间表现出来的对于人和时间的尊重，让我们有一种她的工作专为本次采访而设的错觉。

采访这一期的主人公，花旗银行中国区副总裁兼上海分行行长黄晓光先生，于我们而言实是一件美差。黄行长思路敏捷，措辞条理，热情富有感染力，更为可贵的是，他能马上意识到我们在听的过程中产生的疑惑，适时地加入一些自问自答。我们忍不住为中国有这么年轻而能干的银行家而骄傲。

制度和情感

同我合作这期花旗专题制作的康健老师，曾经见证过并跟踪报道过花旗银行对于在旧上海工作过的老员工的礼遇。我们之前谈到这件事情时，总是将此事归功于美国人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注重亲情。而黄晓光行长，却没有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个带着温情的解释，而是给出了另一种我们未曾料到的，但是想来更合理的一种制度上的解释：花旗对于员工的承诺不能因为时间和境遇的变更而被废弃。花旗曾经对员工有过协议，过去因为找不到他们，无法履行花旗对于员工的承诺。可是一旦有可能，花旗就要去找这些员工，把应该属于他们的还给他们。制度和承诺的至上地位在这样的行为中得以诠释。在现今常常耳闻目睹的“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仇寇”的劳务关系中，我们更想念这种对于制度和协议的排除万难的履行力。东方式的温情脉脉和西方式的条律森森，哪一个能让企业走得更久远？

历史上的花旗员工

然而，在敬业的员工和负责任的花旗之间，孰是因孰是果难以分辨。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世纪，战争不断，政治局势紧张。在很多海外分行，银行职员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20世纪初工作在中国的丹尼尔（Daniel De Menocal）这样形容他们在清政府灭亡时的处境，“子弹嗖嗖地穿过我们的院子，还有炮弹的爆炸声，街上人声鼎沸，好像火光从四面八方将我们包围。”除了人祸，还有天灾。1923年的日本横滨大地震将花旗的横滨分行变成了一片废墟。在那场地震中幸存下来的里德先生（John T. S. "Red" Reed），后来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分行的行长。同时他还是当时上海滩上最好的外汇交易员，据说他到处都搁着电话，甚至躺在浴缸的时候也不忘做交易。也许是经过和死亡的搏斗，更加明白能够有机会工作是多么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作在纽约一家分行的助理佛罗伦斯.斯宾赛女士（Florence Spencer)，在男同事们被应征入伍后，组织了花旗的女员工们站出来填补了空缺，使得花旗的业务得以继续。还有很多员工都是好几代人前仆后继地为花旗效力。

也许由于员工们的尽心尽职，花旗用人也尽可能讲究公平原则，无论来自于哪一个国家，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有能力，就应当得到机会。然而有趣的是，在花旗，尽管一个员工的出处不能影响到他的发展，但是个人作风却关系到了事业的前途。特别是在四十年代，银行官员的个人作风和整个银行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离婚就可能成为被开除的理由。

花旗在海外拓展的最初半个世纪内，招聘从事海外工作的机会仅限于单身男人，而且规定他们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薪水级别才可以申请结婚（一般是五年后达到3000美元年薪）。早期负责亚洲事务的花旗银行副总裁哈脱先生（Boies C. Hart）也承认这个要求是个“非常要求”。但是规矩就是规矩。纽约方面对于新入职的员工的忠告是 “如果他们在未得到区域副总裁的同意前，在工作五年内或者达到一定的薪水前结婚，”他们的经理“将会看上去很不高兴”。

不过，在哈脱看来，这个规定有相当的合理性：一个年轻人，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否则就不应该承担家庭的重担。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要去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的最初几年里，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走过一段笼罩在思乡情绪里的低谷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们容易投入偶然遇见的有母性倾向的女性的怀抱。”另外，“在海外培训期间，单身美国男人表现优秀的概率比已婚男人要大2.5倍。”他说，“在东方的港口城市，仆人供给充足而且价廉，为此，妻子们没有足够多的盘子来洗，也不需要为传统的家务所费心，而丈夫们却要为工作奔波。很快，妻子们心智和手脚的无所事事便导致了对家庭的不满以及争吵。”这会影响到花旗对于这些精英年轻人的培养。但是当员工晋升到一定的层次，“就会有一些必须出席的社交活动，在那里，主妇的优雅，魅力和聪慧对于开展生意和提升整个银行的地位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说：“很少有其他职业能像银行业一样，妻子的素质对于丈夫的成就有这么直接的影响。”

在花旗像家长一样事无巨细的管理和引导下，员工中的确也涌现出一些耀眼的明星。因为庚子赔款而每年派去美国公费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一人就是宋子文。宋子文从哈佛毕业后，于1915年在花旗银行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了国民政府的财务部长。在菲律宾当地银行的总经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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