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花旗银行在国际上的正式名字是Citibank，而Citibank的前身是1812年在纽约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1915年，它对另一家注册在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国际银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简称IBC）进行控股，并在1919年将其全部购入。这次并购给它带来了16个海外分行，其中就有中国大陆的4家分行和香港的1家分行，那时IBC在中国大陆被称作“花旗银行”。

IBC成立于1901年，成立的第二年就来到中国上海开设了分行，这是它设在亚洲的第一家分行，翻译过来的官方名字是“万国宝通”。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有了一批欧洲银行和日本银行，但是美国银行还是第一家。人们嫌 “万国宝通”这个名字别扭难记，又无以名之，看到门口老挂着一面有很多小星星的旗子，即美国国旗，便随口将它唤做“花旗银行”，这个新名字逐渐深入人心。1907年，“万国宝通”开始发行纸币，因为大众对“万国宝通”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个美国银行便入乡随俗，索性在纸币上将自己的名字印制为“美商花旗银行”，后来就连自己的铭牌和官方正式称呼也统统改为花旗银行。尽管因股权变动，在美国的总公司几易其名，不过这个中文名字却一直保留下来，现在的花旗银行代表的是规模远大于当年 IBC的Citibank。在2001年，一位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官员告诉来访的花旗集团(Citigroup)董事会主席桑迪.韦尔(Sandy Weill)：“在中国，花旗是价值仅次于可口可乐的品牌。”于是在2003年，花旗在香港的分行也摘下了挂了一百多年的“万国宝通”，改称为“花旗银行”。

“中国人的朋友”在华的初期扩张

爆发在十九世纪末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意外地对在华外资银行的昌盛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在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同意向俄德英法美日六个国家赔偿义和团运动给它们带来的经济损失，史称 “庚子赔款”。索赔最少的美国，得到了329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2500万美元。作为在华的唯一一家美国银行，花旗银行被委任为美国政府的驻华国库代理机构，受托接管庚子赔款。这样，共赔付了4.5亿两白银，开放了12个通商口岸的清政府，得到了片刻的安宁，同时也给外资银行带来了稳定的经营环境。

在长期处于欧洲影响之下的中国银行界，花旗银行这个后来者，已经在外滩找不到设置分行的合适地段了，只好在四川路和福州路交叉口的一处不起眼的的仓库里低调起步。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它只能聘请来自于已在中国有深厚根基的欧洲银行，如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的职员来开展工作，依靠给在华的美国商人提供贸易周转资金以及外汇交易，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利润持续增长。1902年底，香港分行开业。1904年8月，广州分行开业。在1909年，花旗又相继开设了北京分行和汉口分行。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中国赔付的庚款返还给中国，用于中国政府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起初约定是每年100个学生。1912年，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成立。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加上庚款学生在美国日益增多，美国的公众对中国的兴趣日渐浓厚，中美贸易迅速增长，出口业务在花旗的业务中比重逐渐增大。汉口恰好是主要的茶叶出口中心，也是棉花、皮毛和种子的主要生产地。广州则是原丝、茶叶和棉花的主要出口地。不过在上海和香港分行，外汇交易依然是主要利润来源。

1915年，IBC被纽约国民城市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Citibank当时的名字）控股。1914年之前，后者受美国法律约束，只能在国内开展业务，所以同IBC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受惠于此，在1916年，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业绩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同年，天津分行成立。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火烧到了欧洲人的家乡，在中国的欧洲人纷纷还乡参加战斗，曾经把持中国贸易的强大的欧洲势力开始衰退。美国，一向被视为中国人的朋友，开始逐步取代其欧洲对手的地位，在对外贸易中的份额逐步增大。花旗紧紧抓住机会，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期，日本人对于中国日趋明显的野心让中国人很不舒服，仇日情绪开始蔓延。这也给美国的商人带来了更多的生意机会，花旗的业务也由此愈发好起来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众抗议将原先被德国占据的青岛转让给日本，同年10月，花旗在众所瞩目的青岛设立了中国地区的第6家分行。1928年，张作霖在沈阳被日本关东军暗杀。继任的张学良少帅禁止东北在建的铁路、煤矿和军工厂购买价格低廉的日本材料，美国的材料商因此而生意兴旺起来。同一年，花旗的沈阳分行开业，给美国的材料进口商提供资金。花旗由于美国在“满洲里”享受到的这种人为保护而发展迅速。

然而，同期的上海，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成了外汇投机的乐土。花旗的上海分行在具有传奇色彩的上海滩最好的外汇交易员里德 (John T.S. "Red" Reed) 先生的领导下，靠着外汇交易赚了大钱，给花旗带来巨额利润。当花旗在美国国内形势举步维艰的时候，仰仗着上海分行的收入给股东派发红利才得以维持。据统计，从1934年到1938年期间，设在中国的分行一共为花旗带来700万美元的收入，占同期全部海外收入的40%。

日据时期的流离颠沛

随着日本对华的野心不断升级和东三省的沦陷，美国商业在东北享有的人为保护也不复存在，花旗在中国的业务开始萎缩。1935年，沈阳、哈尔滨和大连分行相继停止营业。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上百万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上海的街头展开巷战，同年12月，南京沦陷。花旗银行通知中国区各分行进入紧急状态，纽约总部发来指令，告诉分行们如何应对正常金融秩序被打乱的情况。“用缩微胶片复制重要材料，如存款帐簿，收益平衡表，签名记录，律师权益，贷款记录，票据，合同和有价证劵。”当时负责亚洲事务的哈脱（Boies C. Hart）先生回忆道：“将一份用最快的方式发到本部，另一份存到美国大使馆。”当战争进一步蔓延，分行开始进入非常状态，销毁纸面记录。这些措施后来证明非常必要，当日本人占领了一些分行后，发现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留下来。

1940年，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组成法西斯联盟后，美国和日本关系进一步恶化。花旗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美国国务院要求驻外的所有美国职员的妻子和孩子返回国内。1941年，日本人封锁了长江流域。广州分行相继关闭。单身的美国员工冒着随时有可能成为战俘的危险，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工作。花旗在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北京和天津的分行，充当了美国政府在当地的官方银行，有责任继续营业下去，为美国政府派驻前来增援中国的部队兑换货币和代付工资。

局势越来越紧张，花旗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哈脱听到一些谣言说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就给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打了个电话，问远东事务首席顾问：“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影响到我们分行的营业？”但是显然那天这个顾问并不高兴，这个问题加剧了他的烦躁，他拍着桌子说：“给你说了多少次了？日本人永远不会做任何对他们的舰队带来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情！”两周后，珍珠港事件爆发。“闪电袭击珍珠港的确没有给日本的舰队带来什么损失，但是这显然不是那位顾问那天所要表达的。”哈脱后来说道。

到了1942年，花旗在大陆仅存的三个分行和香港分行相继落入日本政府手中，花旗在华业务全面中止，留下来的美国员工大都成了日本的俘虏。据统计，在亚洲共有47名花旗员工被逮捕，后来有26名被送回美国交换日本的战俘，剩下的21名员工一直被关押在中国和菲律宾的集中营。除了其中一名北京分行的官员死在1942年，其他的20人直到1945年才被释放。

惨淡岁月的惨淡经营

二战结束后，花旗在华业务相继开放。那些被一直关押在集中营的员工身体极度虚弱，总部对他们的预期不容乐观。但是到了1946年，所有的被俘员工全部返回工作岗位，被遣散的中国员工也回来了。为庆祝抗战胜利，每个员工得到一笔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一时间，花旗开始复兴，工作氛围轻松和谐。后来由于取消了需要引荐才能开设帐户和用英文签名这两条规定，业务量又更上一级台阶。

然而，好景不长。到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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